富达麦哲伦基金市值（富达基金怎么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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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有问题，彼得林奇掌控的基金叫麦哲伦基金，它是富达基金旗下的一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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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
下面简单介绍下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富达 Fidelity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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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黑市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黑市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3、麦哲伦基金的现任经理鲍勃

1987年斯坦斯基接手富达成长公司基金，管理2060万美元的基金，主要投资于小型IPO公司。在他接手的9年中，成长公司的基金平均每年的收益率达到16%，并积累了85亿美元的资产。1990年购买思科IPO股票也许是他整个事业生涯中最完美的投资，那时几便士就能买进一股，低廉的股价使其不断盈利。1996年斯坦斯基被分派管理麦哲伦基金，事实证明，这比管理成长型公司基金有着更艰巨的挑战，不光巨大的基金规模束缚着斯坦斯基的管理，他还必须让麦哲伦在富达的方针指引下进行运作。一定程度上，这要归结于他的前任，在1992年中期到1996年中期掌管基金的杰斐·维尼克，他管理麦哲伦基金时随心所欲，无所拘束，后来因为在债券上投了一笔明显失误的赌注后辞职而去，此后，富达便对麦哲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约束。
为了从401K（401K计划，也称401K条款，该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投资者那儿拉到更多的新生意，富达对它旗下的许多大基金开始强行加大控制，由彼得·林奇创造出的牛仔式的企业文化似乎不再受人欣赏。基金经理们鼓足干劲去寻求固定的收益，不再为了追求排名表上的名次而承担很大的风险。作为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富达旗下子基金，麦哲伦必须保持稳步前进。
现在一些麦哲伦投资者已经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了。根据一家金融调查公司的数据，在斯坦斯基任期内，麦哲伦基金的净赎回额达203亿美元，甚至在去年投资者们纷纷撤回到平衡型基金的时候净赎回额也达24亿美元。
从1997年起，麦哲伦不再对新的投资者发售，但不断下降的资产回报率让富达损失严重。在2001年3月31日财政年结束的时候，麦哲伦为富达赚了7.1亿美元，去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44亿美元。对于基金持有者和受到麦哲伦基金衰退影响的公司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富达将会作出什么改变吗？对此，斯坦斯基的上司、富达管理和调查部门的负责人阿比·约翰逊表示，斯坦斯基和她都认为基金的规模是合适的，目前他们没有改变其结构的打算。
一些观察者认为，富达或许正在给斯坦斯基和一些大基金的经理更大的回旋余地以承受寻求高回报所产生的风险。对于斯坦斯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相当一部分财产已经投入了麦哲伦，他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买进，持有还是抛售？
大致来说，每10个平衡基金的持有者中就有一个投资了麦哲伦基金。新泽西普罗维登斯的退休者赛斯勒夫妇持有麦哲伦基金有20多年了，投资到个人养老帐户（IRA）的8000美元如今已经升值到65000美元。现年73岁的鲍勃·赛斯勒认为，或许现在麦哲伦基金不如彼得·林奇管理时那样好，但也不错了。而罗伊·维茨则认为，是彼得·林奇造就了麦哲伦基金的旗舰地位，如今它的衰退却不能不让人们有些伤感。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对于麦哲伦目前的情况，大致来说，投资者有两种选择
如果你持有的麦哲伦基金的数量达到征税的程度。如果你是在1997年麦哲伦基金对新的投资者停止发售之前买的基金，所持有的数量已经达到征税程度，要是转移投资的话，你得缴数量巨大的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钱继续保留在基金里，寻找其他地方的新投资。
如果你持有的麦哲伦基金的数量已经无利可图。如果像超过四分之三的麦哲伦投资者一样，你所持有的基金已经无利可图，那么不需要担心缴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把所持有的基金转移到其他基金中去。 为了实现规模效应，1976年富达公司把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一个1200万美元基金额的患难兄弟埃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该基金也是股市萧条的牺牲品，它曾经是一只1亿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麦哲伦总裁乔治·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加入富达公司10周年的林奇临危受命，接替沙利文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当时他只有33岁。 林奇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第一个月，主要的事情就是换股，整天忙着把前任基金经理沙利文挑选的股票卖出，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欣赏的股票。并且他还要不断地卖股变现用以偿付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赎回。
1978年3月31日，林奇接管麦哲伦基金已经10个月，麦哲伦基金的年度报告出来了，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基金增值了20%，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却下降了17.6%，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9.4%。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归功于林奇所选择的新股。他的投资策略是减少汽车、航空、铁路、公用事业、化工、电子以及能源行业的持股比率，增加金融机构、广播、娱乐、保险、消费品等行业的持股比例。这一策略使他买了不到50种股票，价值却高达2000万美元。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他挑选股票完全是经验主义方法，依靠的是自己的调查方法和直觉判断力。
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基金，林奇可以不受限制地买任何证券—从各种类型的国内股票到国外股票，甚至债券，这给了他充分发挥潜能的余地，他可以不受增长型基金经理那种行事方式的限制。 1978年1月，林奇告诉他的投资者“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由三大类公司组成，特殊情况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周期性公司以及中小成长型公司。”
1979年，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18.44%，而麦哲伦基金表现尤为突出，资产升值了51%。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哲伦基金再现上一年的辉煌，麦哲伦基金的股东们享受到了69.9%的收益增长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2%。 1981年麦哲伦基金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后，麦哲伦资产为1亿美元，到1982 年底变成了4.5亿美元。1983年4月，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达到10亿美元，这是麦哲伦基金的一个里程碑。
继1983年及1984年麦哲伦基金每年吸收10亿美元资金之后，1985年麦哲伦又吸收了17亿美元。这时麦哲伦基金的净资产等于哥斯达黎加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了吸引这些资金，林奇保持不断的进攻性，重估投资组合，找寻新的持股或增加已有持股。
1986年2月，麦哲伦基金资产突破50亿美元大关，当年增值23.8%，1987年上半年增值39%，并于1987年5月成为资产达100亿美元的基金，资产规模已经相当于瑞典国民生产总值。 在1987年9月11日到10月31日的股市大崩盘中，美元疲软、高通胀、国会关于减税的辩论，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银根紧缩，导致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麦哲伦基金的损失相当惨重。
但在1987年结束时，麦哲伦基金仍有1%的收益，这使得麦哲伦基金连续10年超过共同基金的平均水平，并且麦哲伦基金在反弹时超过市场水平。股灾使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从1987年8月份的110亿美元变成了10月份的72亿美元，损失相当于哥斯达黎加的国民生产总值。
市场回稳后，福特股票是麦哲伦基金最大比例的持股，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默克公司，是克莱斯勒和数字设备公司股票。
1987年股灾之后，真正的赢家是增长型股票，而不是周期性股票。幸运的是，林奇能够及时把资金从汽车股票转移到运转良好、收支平衡的公司中，如莫里斯、柯达、默克等。
1988年，麦哲伦基金的收益率为22.4%，1989年为34.6%，1990年林奇退休时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林奇离开的时候，麦哲伦资产达到140亿美元，其中14亿为现金。在林奇13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了超过基金平均水平的记录，年均收益率达29%，使业界极为震惊。
如今这些已经成为历史。自从1996年6月鲍勃·斯坦斯基接管麦哲伦以来，麦哲伦基金每年的平均收益率只有7.8%，根据Morningstar的统计数据，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每年的平均收益率是8.9%，高于麦哲伦。去年麦哲伦基金比标准普尔落后4个百分点，虽说这也并不是很严重，却有负投资者们对它的期望。
从林奇1990年离任到现在，麦哲伦只是一直依靠自身显赫的声望来维持惨淡的经营。过去十年的收益积累了200多亿的资产，所以虽然经营不怎么样，却依然在美国15只平衡型基金中列第14位。
鲍勃·斯坦斯基在接受《钱》杂志采访时曾很潇洒地说，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战胜市场，他的目标没有变，和《钱》杂志两年前采访他时所说的一样每年超过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3到5个百分点，，他也承认自己过去一两年中业绩并不怎么好。
其实，过去一两年中斯坦斯基的失误还是很明显的，由于担心科技股定价过高，收入不会像预计的那么好，所以他一直在科技股投资上有所保留。2003年末，麦哲伦基金中科技股占总资产的15%，相当于标准普尔500的18%的科技股比例。而斯坦斯基只买了一些大公司（比如英特尔和思科）的少量股票，这些股票在2003年大部分时间内跑赢了大势。更糟的是，斯坦斯基在一些大的医药公司（比如2003年股价下跌14%的默克公司）上大举投资，以致一些保持盈利的投资，包括投资在花旗集团、泰科、摩根斯坦利和百思买上的，都不能弥补他的损失。
斯坦斯基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麦哲伦基金最近处于弱势的原因，但不能解释麦哲伦相当长时期内的萎靡不振。自从1990年以来，在三个不同基金经理的管理下，麦哲伦基金基本上跟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走势，每当基金经理更替，主动式的投资风格也给予投资者不亚于指数走势的回报，这自然提升了基金的规模，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1990年彼得·林奇离任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有140亿美元的资产，1999年泡沫高峰期，该基金旗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基金。
如今，麦哲伦基金的规模甚至减少到680亿美元，不只落后于先锋500指数，而且落后于两只美国基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拥有巨额的资金，如果斯坦斯基把1000万美元投资一只有前途的小股票，那无论这只股票怎么样，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基金整体的盈利。但斯坦斯基集中投资了一些巨型公司，平均算来，他向挑选出的每家公司投资了2.9亿美元，最多的超过20亿美元，结果他的资金都被大公司所套牢。他拥有最多的股票包括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维亚康姆、通用、微软等蓝筹巨头。 斯坦斯基认为，巨大的基金规模决定了他应该主要购买相匹配的标准普尔200（标准普尔500中最大的两百家公司）中的公司股票，也就是说，基金的规模要和所要购买股票的公司规模相适应。
林奇却不同，他往往会买一些亲自调研之后确信会升值的品种，像小型的、前景模糊的公司的以及外国股票和债券等，这些都有助于他的基金获得比较好的收益。正如他所说过的，不要担心错过所谓的最佳投资时机，因为真正的好机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尽管外界长期评论说，麦哲伦不过是只指数型基金，但斯坦斯基包括富达都表示否认，比如，富达指出，去年底麦哲伦持有的233只股票中只有175只选择了标准普尔500，标准普尔500中325家公司不在基金的投资范围内。不过自从1990年以来，麦哲伦基金的走势几乎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同步。

4、富达麦哲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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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朋友问我基金怎么买，现在买什么的基金好！各位能不能给点指引，先谢过啦！！

去银行问大堂经理，他们服务很好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关于基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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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球基金定投可靠吗，在中国怎么购买？

基金投资是有风险的，定投的话会均摊风险。
可以购买主要的市场，比如美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