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低工资盘点:各国差异巨大卢森堡最高

　　欧盟各国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大得惊人当保加利亚（235欧元）和罗马尼亚（275欧元）最低月工资还不到300欧元时，卢森堡居民拥有近2000欧元的最低法定月薪。

　　除了“一骑绝尘”的卢森堡，处于“最低工资鄙视链”第一梯队（1500欧元左右）的国家有比利时（1502欧元）、荷兰（1508欧元）、爱尔兰（1546欧元）、德国（1498欧元）和法国（1498欧元）。同样，英国的最低工资也位列这一区间（1529欧元）。

　　接下来是倍数级的差距将“第一梯队”国家的最低工资数额除以二，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650欧元）、西班牙（826欧元）、斯洛文尼亚（791欧元）、希腊（684欧元）。

　　除了上述提及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位于排行榜最底端的是那些最低工资仅为（或还不足）卢森堡五分之一的国家波兰（453欧元）、匈牙利（353欧元）、“雪乡”捷克（366欧元）、克罗地亚（408欧元）、立陶宛（350欧元）。

　　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北欧三国（丹麦、芬兰、瑞典），目前尚不存在法定最低工资规定。德国也是在2015年才开始设置最低工资。相比之下，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便确定了相关制度。

　　专家发话提高最低工资没用！

　　去年12月，法国研究法定最低工资（Smic）的专家小组就工资这一敏感话题发声，明确反对在新的一年“额外提高”最低工资数额。事实上，该专家组自2008年就一直表态，增加最低工资对消除贫困毫无助益，并会加剧失业现象。

　　凭什么这么说？专家组可是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1．时机不成熟法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欧元区，生产领域的竞争力也不足；

　　2．帮倒忙高水平的最低工资并不利于无专业技术或专业技术较低者找到工作；

　　3．效果不佳最低工资增速过快致使公共财政付出巨大代价，这笔钱若用于其他措施也许更有效。

　　不过，面对显然愤怒的工会，一直密切关注舆论动态的劳工部赶紧出来息事宁人政府表示，这次不会采纳专家建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忘谨慎地提了一句——“会将专家建议纳入考量”。

　　人们总是太短视？

　　事实上，不少知名经济学界人士都曾反对设置法定最低工资，称这是短视的产物。例如，在风靡了数十年的经济学读物《一课经济学》中，美国经济专栏作家黑兹利特逐章批驳了最低工资、缩短工时等“弊大于利”的政府干预措施。让我们来看看，为何他认定最低工资法必会造成失业人数上升

　　在黑兹利特看来，政府设置最低工资后，“失业”会直接取代“低工资”现象。什么意思？如果你劳动的“真正市场价值”实际“配不上”最低工资，那么就等着收拾个人物品回家歇着吧。如此一来，“最低工资标准”便剥夺了那些条件较差者的工作权利，也使得社会失去了低收入人群所提供的廉价服务。

　　为什么这么说？黑兹利特认为，真正涨工资的办法是提高员工所创造的市场价值。政府“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只是实现了“财富转移”，算不上“财富增长”。例如，如果最低工资被强行提高后，企业采用“硬性提价”的方式，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会转而去买更划算的进口替代品。即便部分忠实消费者选择继续“忍痛”购买，但较高的价格将迫使其购买力降低，并连累其他行业的产品销售；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选择默默“自行消化”升高的最低工资（工资涨、价格不涨），那么难以为继的企业更容易倒闭，从而造成产量减少和失业等一系列恶果。总而言之，黑兹利特痛心疾首地敲打着普通读者们快醒醒啊，劳工争取到那么一点儿短期利益，得不偿失！

　　那么，他给出了什么药方？“提高劳工的生产力”具体的做法有很多，如增加资本累积、引进新的发明和改进、提高管理效率、更好的教育培训等。遵循这一思路，政府应尽量减轻雇主负担才是——鼓励资本投资增长，并以此来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加就业。

　　总而言之，黑兹利特主要讲述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即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社会总财富增加了，人人便不愁分得一杯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更易得到解决”。

　　说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自然地想到“社会公平”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企业累积的财富能惠及大多数员工吗？毕竟失去工资就无法缴房租的员工是谈判的弱势群体，如果政府不设置一定的工资标准，那么企业不就“更肆无忌惮”了吗？ 别急，黑兹利特早就为工会安排了“合理的角色”他认为，哪怕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但只要工会别“强行要求将工资标准订得高于市场价”，而是“确保成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得到实际的市场价格”，那么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法国学者唱反调最低工资不是替罪羊！

　　法国经济学家让·维切兰（Jean Vercherand）在《世界报》上表达的观点，似乎并不赞同将法国“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挂钩的做法。

　　，他援引了法国“光荣30年”（1945年至1975年间，法国经济快速成长，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工资大幅上升）的例子，以此质疑“劳工的生产力越高，就越不容易失业”的观点在1960年，高达85%甚至90%的员工事实上只有小学毕业（及以下）文凭，且在就业前未接受任何初步的职业培训。更不用提当时被大量招聘的不懂法语、甚至是文盲的外国劳工。

　　相比之下，那些在1950年后出生、生产力和教育水平显然不低于父辈的人们从70年代开始便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不仅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失业率上升、“社会阶层下滑”的现象始终与我们形影不离。也就是说，与有着相近教育背景的父辈相比，年轻一代在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职权和报酬都减少了。那么，到底如何解释科技进步、员工生产力提高，但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反恶化的现象呢？

　　值得一提的是，维切兰还强调，之所以法国在限制收入不平等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那是因为多年来，法国最低工资收入数额“大体上还是反应了员工生产力的真实市场价变化”。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最低工资就已远远超过法国。但自1969年以来，虽然美国居民人均生产力翻了一番，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却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