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底部反弹迹象全面显现

    于春海

    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2017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稳中向好的趋势明显，底部反弹的迹象全面显露。在GDP增速提高的背后，无论是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变化情况，还是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态势以及价格指数和景气指数的变化轨迹，都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

    第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对GDP增长的积极作用显露。沿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方向，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显露。与2016年同期相比，第二产业增速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是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却没有提高；第三产业增速提高了0.1个百分点，对GDP的劳动率也提高了0.1个百分点。只要能保持这样的趋势，随着第三产业拉动效应的不断提升，即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自的增速没有提高，整体经济的增速也能够实现稳中向上。

    第二、内需力量提升，需求结构继续改善。最终消费的下滑趋势得到缓解，并且消费结构呈现积极变化。在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扭转了2016年的下降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反弹幅度明显超过全部投资，基建投资的增长特别是第三产业基建投资增长的增速明显高于全部投资。民间固定投资增长速度依然低于全部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第三、外需环境的改善扭转了我国出口的下滑趋势。随着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我国的出口扭转了2015年以来的快速下滑趋势。欧美等主要发达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主要出口市场规模的扩张，推动我国出口增速的提高。对这些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增长是我国总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四、外汇储备的下降压力得到缓解。2017年1季度，我国外汇储备的降幅明显收窄。国内宏观经济的触底反弹，监管层面加强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人民币汇率企稳，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缓解资本外流压力，进而抑制官方外汇储备的下降趋势。国际金融市场价格的上升和美元升值态势的扭转，都能够给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带来正的估值效应，进而缓解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下降的压力。

    第五、物价进入上行通道、宏观经济摆脱通缩压力。剔除食品以后，消费价格指数明显回升，非食品CPI、核心CPI和服务类CPI的同比增速均高于2%。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带动PPI同比增速提高。燃料及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等的价格上升，带动PPIRM同比增速提高。

    第六、工业企业利润迅速增长、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化加剧。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亏损企业家数和亏损额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在其背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明显好于其他企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明显好于其他行业。

    第七、景气指数维持在扩张区间并继续攀升PMI。景气指数在延续2016年下半年扩张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升。生产和需求的继续回升带动了制造业平稳扩张。随着基建投资的加快，建筑业PMI继续保持在高位景气区间。在大型、中型和小型制造企业的对比中，大型企业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景气扩张势头，中型企业景气扩张的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在就业方面，服务业的就业指数依然处于明显的收缩区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迹象。建筑业就业虽然处于扩张区间，但是3月环比大幅下降。在新出口订单上，非制造业和大型制造企业均处于扩张区间；中型和小型制造业企业仍然处于紧缩区间，但是改善迹象较为明显。

    关注宏观经济反弹进程中的失衡问题

    面对当前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态势强劲的反弹迹象，不能掩盖和忽略其背后可能重新积累的诸多不平衡问题。

    第一、固定投资增速超过消费增速可能带来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2016年，在消费增速继续下降的同时，固定投资增速明显提高。固定投资增速呈现向上超越消费增速的苗头。在此背景下，最终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季下降。虽然2017年1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但是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这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固定投资增速的显著提高。一旦投资增速与消费增速的对比关系发生逆转，我国总需求结构可能会重新陷于失衡状况。

    第二、在原有产品结构下的出口扩张可能不利于国内结构调整过程。我国当前的出口增长主要是在原有产品结构和地理结构下的数量扩张。随着既有主要贸易伙伴市场需求的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市场的开拓，国际贸易政策环境的改善，我国的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望恢复较高的增长速度。原有产品结构下的出口扩张，有助于缓解很多产能过程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内结构调整的动力和压力。

    第三、对外资产结构变化改变了国际金融冲击向我国的传导机制，私人部门直接暴露在国际金融冲击之下。在我国对外总资产和对外净资产继续扩张的背景下，官方外汇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私人对外资产的大幅增长。2009年以来，私人部门占对外总资产的份额持续上升，2016年达到了52%。这改变了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的传导渠道，私人部门全方位暴露于国际金融冲击之下。随着对外资产的运作主体从官方部门转向私人部门，应对国际金融冲击的职责从官方部门转向私人部门，这对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