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民间借贷出现跑路潮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北方的陕西府谷，到南国的柳州；从人间天堂苏州，到天府之国成都；从中原腹地的河北邯郸，到港口重镇的福建泉州……多地民间借贷出现“跑路潮”。
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在2014年的中国，它陷入了罕见困境。无力还债与恶意逃债一起形成“跑路风”，其所到之处，信任荡然难存。
进一步探究，经济下行、企业难以为继，产业失去支撑。而当实体经济利润无法支撑资金成本时，环环相扣的民间借贷链条中，只要一人“跑路”，链条即告断裂。已成空中楼阁的民间借贷圈，轰然倒塌。
本报记者历时3个月，从中国的东部、中部再到西部，千里追踪多省市民间借贷“跑路”风潮，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的解决之道。
三个月前的一天，天还未亮，一名拖欠30万高利贷无力偿还的小包工头，在“跑路”90多天后，潜回早已停工的工地。他本想到办公室取点东西悄悄离开，刚一转身，讨债者便凶狠地截住了他……
这是2014年广西来宾民间借贷市场“崩塌”后，当事人告诉记者真实的追债细节。
欠债者“跑路”，不仅让当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戛然折断，让原本艰难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雪上加霜、订单锐减，更深刻损害到基层和谐社会之信任基础，亲人反目、朋友成仇……
“跑路”凶猛
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冲击。
广西来宾市上演的收债一幕，只是在近期各地债权方对付民间借贷“跑路”当事人的一个缩影。
上证报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不啻为一场金融地震。
2014年7月底，邯郸本地大型房企金世纪地产董事长史虞豹“跑路”事发，当地民间地下融资的“冰山”浮出水面。上证报记者获知一份邯郸大量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名单，列举了包括卓峰、金世纪、华煌、中亚碳酸钙等在内的94家公司，承诺的年利息高达15%-60%，涵盖房地产、农牧、矿产等行业，其中不少公司涉及政府官员。邯郸市初步摸排涉及金额达93亿元。其中，仅金世纪一家，所涉集融资规模近34亿元、投资人约5000人。
在广西，去年4月柳州大型民企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夫妇跑路，现被国际刑警通缉。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涉案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0多亿元，民间借贷30多亿元，受害人多达2000余人。
在湖南省的贫困县沅陵，一家名为飞天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当地企业，全部资产不足1000万元，却从2013年起大肆以高息从民间累计集资1.05亿。2014年7月，企业主佘飞突然宣布企业亏损无法支付民间集资的本息。多位债权人告诉上证报记者，所借绝大多数资金不知去向，企业主佘飞采取离婚、烧账本做亏损假账等逃废债务。非法集资演变为金融诈骗，现在该企业欠民间债务本金7350万元，欠银行贷款、单位债款1000多万元。
在四川，汇通担保跑路事件持续发酵，波及约100家担保、理财公司。7月7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刚、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刘玉英集体失联，记者了解其涉及资金为100亿元。其后，该案引发更多的公司老板跑路。
在福建，泉州港股公司诺奇股份老板丁辉7月携妻卷款2.28亿元后失联，引发当地鞋企和服装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记者获得的一份名单显示，截至9月份，失信、失联的企业分别多达81家和18家。
在江苏，苏州高仕投资公司11月因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高宏林于12月初疑似跑路后被警方控制。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该公司涉案额或不低于20亿元。
在个人失信方面，“老赖”跑路则更为严重。11月，泗县政府网则让181名公职人员贷款失信者“公职老赖”亮相；安徽岳西县法院也在今年上半年公布了60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来自银监会的数字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仅媒体集中曝光的重大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就有46起，涉及40多家商业银行，风险金额近千亿。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场在各地频频上演的民间借贷中跑路潮，也波及在大城市四处招揽理财资金的各类P2P网贷平台及投资理财公司。上证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浙江、深圳、北京等地今年以来已发生超过30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和P2P机构倒闭跑路。其中，仅北京隆尊资产非法集资涉案资金，就高达30亿元。
信任危机
“跑路”之所以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在于当事人触犯金融法律法规，也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乡情、友情、亲情。让构成基层社会和谐体系的信任关系毁于一旦。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覃明是柳州正菱集团廖荣纳“跑路”案的受害人之一。覃明说，当时有朋友说正菱集团需要200万的资金，月息2%-3%，而这个朋友自己的本金不够，就拉了其他朋友一起凑足200万借给正菱集团。
“但利息只收了3个月，正菱集团就出事了，当初拉我们凑钱的那个朋友也被我们骂个半死，多年的信任关系全没了。”
在浙江温州，过去30多年来，“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体系曾是温州大小企业资金周转主要渠道，自当地爆发民间金融风波以来，这个体系现在已几近崩塌。
“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甚至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建立在“熟人之间”的信用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那些无力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创业者，但随着融资规模和融资范围的扩大，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信用和道德约束逐渐减弱，风险也会累积。
值得注意的是，“跑路”在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也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原本和谐的乡情、友情、亲情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往往涉及千家万户，，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记者在温州、邯郸、苏州和桂林等地采访了解到，“跑路”风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企业、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引发挤兑造成区域性金融震荡，造成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加剧企业“融资难”，提高融资成本和其他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引发中小企业大批倒闭。
温州市金融办张崇龙说，“跑路”风恶劣影响持续很久。当前温州仍在处理2011年金融风波留下来案件的后遗症，所幸当前新发“跑路”案例呈下降趋势。
讨债升级
“广西人血液中凶悍的基因，解决问题喜欢用直接、简单的方式。”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当地屡屡发生暴力讨债案件。
位于广西中部的来宾市，面积仅1.34万平方公里，却素有“广西煤都”、“中国糖都”之美称。和其他“一夜暴富”的资源型城市一样，巨额的民间财富累积推动了来宾楼市的繁荣，以及民间借贷的无序滋长。而“高利贷”又在更大程度上对房价推波助澜。
数据显示，2008年来宾城区平均房价在每平方米1800元，2012年飙升至近4000元。而2014年以来，来宾市的房价跌回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燥热的来宾楼市迅速坠入寒冬。
暴跌的房价，很快传导至同样燥热的民间借贷领域。于是，房地产老板“跑路”也开始由远及近，处于这条产业链下游的小包工头吴凯，就是众多跑路人中的一员。
去年临近年关，开发商已累计欠下吴凯数百万的工程款无法给付。“开发商也没有钱，我拿他也没办法，但手下五六个工人大半年没发工资了，都等着这些钱回家过年。”走入困境的吴凯只得向民间高利贷借钱。
吴凯借了30万元高利贷，期限3个月、月息5分。附带的一个苛刻条款是5万利息直接扣除，这意味着他借了30万，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25万。
给吴凯借款的高利贷老板叫李俊，早年就与吴凯相熟。在李俊眼里，他这个工头算是本分守信。不过，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好。年后，吴凯的上游开发商老板的工程款依然没能兑付。
从4月份开始，吴凯就陆续接到李俊打来的提醒电话——开始时一周两三个，后来干脆每天两三个，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跑路”躲债。几个月后，李俊提前得知吴凯潜回的消息，于是气势汹汹前来收债。一周后吴凯将房产证抵押给他，后来36万本息也在半个月内还清。
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甚至有人用过激方式讨债，目的是要逼他去借别人的钱来还钱。”
连锁反应
由于民间借贷借款方广泛存在的供销关系、担保关系、关联关系，单体风险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尤其存在“担保圈”“关联群”时，风险传染可能性倍增。
广西2014年以来发生多起民企“爆单”，不仅牵涉到众多民间资金，也将银行等金融机构拖下水。以广西柳州正菱集团为例，涉及非法集资总金额超过30亿元，登记在册的人员超过2000人。涉及的银行贷款数额则高达70多亿元，尤其以当地的城商行受累最重，如柳州银行、桂林银行等。
记者从柳州市金融办获悉，正菱集团在工行融资总额超过2.8亿元，农行有3.8亿元，交行0.5亿元，兴业银行11.8亿元，浦发银行0.4亿元，华夏银行0.8亿元，民生银行10亿元，招商银行1.4亿元，桂林银行32亿元，柳州银行4.9亿元，南洋商业银行1.9亿元。
桂林银行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私下告诉记者“正菱集团出问题后，整个广西的高利贷市场都崩盘了！”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各地暴露出来的民间金融风险，与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金融风险有着相似之处。
2011年9月份，温州在出现民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步高企。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维持在高位。到2014年6月份，不良率为4.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三倍。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金融风险存在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行业蔓延，从风险已经集中显现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可能。
面对跑路潮、非法集资、暴力讨债等民间金融乱象，一些地方政府也绷紧了弦。
“我省非法集资案件频发，案件的发案数、涉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呈上升态势，形势比较严峻。”广东省金融办近日召开处置非法集资形势分析会，提出要重点抓好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探索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加快推进跨省案件的处置工作，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建立有战斗力的处非工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