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红利谈：在金融改革坐标里看降息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的大背景下，今年金融市场资金面大幅放松，债市股市双双抬头，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形成鲜明反差，金融市场甚至形成了流动性的“堰塞湖”。

    坦率地讲，自2013年来，定向降准等诸多中短期结构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创新型货币工具，对实体经济的改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小企业的迫切融资需求——数量型工具已到出手时刻，降息来得正当其时。

    11月21日的非对称降息含义清晰：不使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说明货币当局认为整体流动性并不太缺乏；而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实际利率降幅，一方面是希望直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压缩了银行“吃”存贷利差的利润空间。货币当局将存款利率浮动空间从1.1倍上浮至1.2倍，随即被大多数民营银行和一些国有银行用到封顶。但也别忘了，2013年7月国内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管制已经全部放开，在商业银行贷款依旧拥有“亲”国有大企业、“远”中小民营企业的意愿时，它们完全可能上浮贷款利率，转嫁成本。

    货币当局想让金融机构“切实承担社会责任”来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希望，这不会成为一种“软约束”。信贷资源长期低效配置，需要深层体制改革。因此，降息这一有些出乎市场预料的举动，更多应当放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语境下来理解。

    我们看到，国务院法制办在降息后公布的《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与国家信用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再“固化”，更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再下一城。再往深一步讲，这表明决策层的思路越发成熟，不再把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当成“全能王”，也不苛求数量型工具完成结构性改革目标。

    今后，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控通胀、稳就业、促进金融稳定才是关键。“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需要继续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利率体系。“强刺激”与“微刺激”不应过度解读，加速加强配套改革才是王道。

    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起步，但不可“就金融改金融”。利率市场化不妨借鉴国企改革思路——让国有银行按市场规律发放贷款，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解决“看得见的手”有时过度干预金融市场的问题。要将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简政放权与金融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加顺畅，使其效力得到真正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