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需求全面快速上升 打破服务业垄断是重

    在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有效释放社会资本活力。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业的垄断成为反垄断的重中之重，这既顺应了社会需求变化趋势，又是实现反垄断效果最大化的客观选择。

    社会服务需求全面快速上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重点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全社会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趋势十分明显，服务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消费。服务需求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优势之一。

    以健康产业为例。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我国将成为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医疗市场，预计到202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总规模将突破1万亿美元。保守估计，至2020年，整个健康产业的潜力将达10万亿元左右。

    再以文化产业为例。在城乡居民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的趋势下，文化产业就是一个新兴产业，也是最现实的经济增长点。初步估算，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由目前占GDP的2.75%上升至2015年的5%，以及2020年8%的目标，未来5年需要累计投资7万亿元左右，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6万亿元。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服务业的垄断制约了服务有效供给

    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工业领域尽管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但80%以上的制造业已高度市场化。然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一些领域社会资本即便进入，也面临比较严格的行政管制。例如，政府在管住基本教育相关费用标准的同时，也管住了社会资本提供高标准、优质教育的价格。在这一格局下，市场决定性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服务业领域难以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

    客观地说，这是服务业领域多年来“蛋糕”难以做大的重要体制瓶颈。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有段时间长期徘徊在40%左右。尽管这两年服务业有比较快速的发展，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然而，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0.4%），而且低于中等偏下国家（平均值为53.5%）。

    但是，服务业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使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例如，我国健康服务供给远不到位。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一些特大城市，要进公立养老院，如果今年50岁开始排队，要排上30年，甚至40年，那就得至少等到80多岁了”。再以教育为例，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学前教育每年的家庭支出近2500亿元；农村学前教育家庭支出约900亿元；城乡学前教育总需求达到3400亿元。但优质教育供给不足，使得不少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

    把打破服务业垄断作为重点

    当前，工业领域的反垄断当然还需要加快推进，但要适应全社会需求变化的基本趋势，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反垄断则更为重要。

    第一，明确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地位。这既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也是我国当前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几年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简政放权的力度。按这个趋势持续下去，2015年服务业占比很有可能达到50%左右，超过“十二五”规划提出47.2%的目标。为此，需要适度调整未来几年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争取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60%。

    第二，全面放开对国内社会资本的准入限制。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打破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对社会资本的限制；加快公共资源领域对社会资本放开。近期尽快在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推出一批向民营经济开放的重大项目；对于互联网等新型金融业态，应当在规范监管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形成金融业多元竞争格局。

    第三，加快服务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以上海自贸区为重点，积极推动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实质性减少负面清单内容，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积极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将CEPA框架下对香港的优惠承诺，拓展到现有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内；加快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信息、物流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

    第四，推进服务领域的政策体制创新。在明确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最终责任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决定性要求，实现服务资源配置、服务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定价的范围限定在重要公用设施、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以政府购买服务为重点，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加快事业机构去行政化改革，调动包括市场、社会组织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