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中国“产能过剩”后 美国亮出关税壁垒底牌

近期，有政客在国际舆论场大肆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声称中国以低价在海外倾销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等绿色产品。在这之后，美国政府于5月14日宣布，将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加征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半导体、光伏电池、港口起重设备等共14类产品的301关税，新的关税幅度将增加至25%至100%不等。

　　靴子落地，坐实了美国以“产能过剩论”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手段。

　　对此，商务部专门发文回应，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依靠补贴大量出口，过剩产能冲击国际市场，这一谬论有悖常理、有违事实，本质是“双标”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伎俩。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

　　在5月16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强调，炒作“产能过剩”反而会造成过剩。一些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出口、投资合作设限，实际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市场的人为干预和割裂，必将破坏新能源产供链，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中方坚定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相关国家应立即停止以“产能过剩”为名打压限制中国新能源等产业的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将始终坚持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近期美方肆意提高对华301关税的错误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并已严正交涉。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

　　中国产能变化需要客观辩证分析

　　事实上，判断“产能过剩”并没有一个通行衡量标准，国内外学者对于“产能过剩”的定义也各有不同，对产能问题要立足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辩证看待。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供需问题要从全球看，不能只看一国。”何亚东表示，当今世界经济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生产和消费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供需匹配和调节。不能因为一国的产能超过本国需求，就贴上“过剩”标签。

　　从国内新能源产品的产能利用率看，长安、埃安、理想等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产能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的高位，比亚迪2023年产能利用率甚至高达159.5%。中国锂电池和光伏组件制造头部企业2023年产能利用率均超过70%，远高于40%多的全球水平。

　　，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2.0%。4月份汽车行业的PMI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位于53.0%以上，显示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增加，新能源汽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利润上升、订单增长的总体表现，也进一步说明不存在“产能过剩”导致的价格下跌或库存上升，特别是新能源产品价格，中国销往国外的价格也是高于国内价格，利润可观，根本不存在倾销。

　　相关数据显示，比亚迪或其经销商在德国、巴西、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泰国五个主要出口市场公布的定价，在三款最受欢迎的电动汽车中，比亚迪Atto 3的价格比中国高出81%至174%不等，海豚的价格比中国高出39%到178%不等，海豹的价格比中国高出30%到136%不等。

　　“由此可见，那些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国内难以消化，只能以低价向全世界销售’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向全球销售物美价廉的新能源产品，是输出先进产能，符合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不仅可以丰富全球供给，缓解全球通胀压力，而且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崔卫杰说。

　　事实上，当前全球产能远不能满足全球市场的潜在需求，全球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远未过剩。

　　据国际能源署研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需要达到约4500万辆，是2023年的3倍多；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3500GWh，是2023年全球出货量的4倍多。均远超目前全球供给能力。

　　，在诸多发达经济体之外，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对产能和技术有着巨大而迫切的需求。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很多国家，企业必然主动寻求低成本资源和高效率产出，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共建工业与制造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平台，可以进一步畅通产能合作路径，让中国的产业发展成果与世界共享。

　　警惕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关乎单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还影响着全球经贸合作的复苏进程。部分国家炒作“产能过剩”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美国目前制造的新一轮关税壁垒也正印证了此前的种种行为就是在以“产能过剩”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在近期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经济学家们更多讨论的是如何促进贸易，而非限制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表示，近年贸易限制等措施激增，损害了全球经济中期增长前景，可能导致效率下降，令全球经济韧性更为脆弱，破坏全球合作。

　　目前国际上对于新能源产品补贴问题存在争论。但通过梳理各国产业政策不难发现，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倡议和共同实践，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国际绿氢组织首席执行官Jonas Moberg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由于新兴产业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因而会产生显著的正外部性，兼之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对于新兴产业的支持促进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应用非常广泛，也十分必要。这些产业补贴政策不仅普遍性，而且也更加公平透明，在行业成熟之后阶段性退出也是正常情况。

　　崔卫杰指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所有企业均可平等享受。中国相关补贴政策已及时全面向世贸组织通报，不存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性补贴。

　　高士旺也表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更多的是源自于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勤奋且高素质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队伍、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善的充电桩设施以及较低的能源成本。

　　不同于中国符合WTO规则的鼓励和支持，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细则，拨款近3700亿美元用于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案例。

　　高士旺表示，目前种种“以产能过剩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行为，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活动秩序，使多边贸易体系和各项区域协定下达成的降低关税和市场准入成果遭到破坏，全球化分工合作的产业体系受到冲击。尤其是美国此次加征关税，虽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电池行业整体出口数据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或产生不良示范效应，会使各国政策制定者、产业部门在决策时，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对国家间的技术创新、市场合作和宏观经济增长等造成负面影响。

　　新能源产品贸易“脱钩”不利于全球绿色转型

　　当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已有130多个国家宣布到21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绿色发展带来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但新能源行业设备投资占比高、技术研发投入大、依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性却使很多国家的转型意愿受阻，而中国已经率先发挥出了新能源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并且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方面也非常积极。

　　欧盟驻华代表团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绿色合作已成为中欧合作的核心领域。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中国的贡献超过一半；中国高质量的清洁能源产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还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有效解决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用电难、用电贵等问题。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

　　而对于目前饱受争议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产品，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重点企业，全球有效专利量已超过10万件，据估算，每辆新能源汽车每年减碳约1.66吨，中国2023年出口120万辆新能源车，可减碳约200万吨。在锂电池特别是固态电池领域，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技术来源国之一，关键技术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36.7%。在太阳能电池方面，目前中国全球专利申请量为12.64万件，排名第一。倘若同中国“脱钩”，势必不利于全球先进技术合作，滞缓全球绿色转型步伐。

　　“如果美西方国家以‘中国产能过剩’为借口，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甚至采取脱钩断链、市场割裂等措施，将会严重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的工作推进，对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崔卫杰说。

　　何亚东表示，新能源领域技术产品更新迭代加快，还将不断创造新需求。总的来看，全球新能源产业仍处于起步发展、快速成长的阶段，相关产能非但没有过剩，反而是相对不足的。

　　“一手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一手挥舞绿色保护主义的大棒；一边要求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更大责任，一边阻碍中国绿色产品自由流动。这是典型的‘双标’。中国新能源产业致力于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优质产品，为世界各国绿色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谈气候变化合作就不能搞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气候变化合作。”何亚东说。

　　对于未来的应对之策，高士旺表示，企业需要保持定力，着力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并在行业层面加强国际同行业的交流，努力消除分歧。，他呼吁，国际范围内应当就市场准入等内容加强国际规则谈判，通过明确程序性要求、界定补贴等内容，提高透明度、改善分析、加强合作，树立相对共识的统一规则，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贸易环境和发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