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频繁震荡叠加巨额罚单 浙商银行回归A股或受
继副行长、行长相继变动后，12月17日，浙商银行高管层今年发生震动。一份名为《关于张长弓职务解聘的通知》的浙商银行文件显示，副行长张长弓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并获得解聘回复。
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就此事回复中国网财经记者，称“张长弓同志还在我行工作，本次职务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安排，既考虑了工作需要，也考虑了他本人的意愿。如有进一步变化，我们会按要求进行批露。”
值得注意的是，浙商银行高管层频繁发生变动的，12月7日晚间，银保监会一次性披露10张涉及1.563亿元处罚金的罚单中，浙商银行因七项理财违规行为被罚5550万元，成为本次金额最大罚单，也是浙商银行近三年来因理财违规被罚，且罚款金额超近三年处罚金额之和。
副行长人数减至四名 高管层经历大震荡
今年以来，浙商银行高管层可谓经历了一场大震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3月，原副行长叶建清赴任温州银行任董事长；4月，原行长刘晓春离任，由原副行长徐仁艳担任行长，目前尚未发现刘晓春有新的工作安排。
徐仁艳出生于1965年，属于浙商银行的元老级人员，自2004年5月浙商银行开业之初，就加入该行，其后曾任该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及其附属公司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等职务。在此之前，徐仁艳曾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如今，距刘晓春离职仅半年多，浙商银行又迎来原副行长张长弓的离任。公开资料显示，1965年出生的张长弓，银行业履职经验颇为丰富，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外经贸委副科长、科长，招商银行深圳管理部人事部经理，长城证券人事部副总经理，此后在兴业银行工作多年，历任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广东分行行长、南京分行行长、零售副总裁兼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等多个岗位；赴任浙商银行之前，任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2015年4月正式履职成为浙商银行副行长，负责资本市场部、金融同业部、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等四个浙商银行最核心、最重要的利润部门，被认为是该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是刘晓春加入浙商银行后招入的高管。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张长弓与时任行长刘晓春的搭档，浙商银行实现了一路狂奔，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2016年、2017年逆势猛增长，同一时期，该行流向信托、资管计划的金额分别为5200亿和3439亿元，分别占该行当年应收款项类投资净额的96.8%和99%。
随着张长弓的离任，12月18日，记者在浙商银行官网看到，目前浙商银行管理层架构已调整为1位行长徐仁艳、4位副行长（徐蔓萱、吴建伟、刘龙、张荣森），以及两位行长助理，分别是刘贵山（还兼任首席风险官）和陈海强。值得一提的是，自徐仁艳上任行长职位以来，浙商银行副行长人数已由8名减少至4名。
迎发展史上最大罚单 回归A股或受阻
除了高管层的频繁变动，今年浙商银行还收到了其发展史上的最大罚单。今年4月正式出台的资管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这标志着银行理财产品进入打破刚兑、告别保本的新阶段。
新规落地已大半年，绝大部分银行都遵照执行，但也有个别银行踩了红线。12月7日晚间，银保监会一次性披露10张罚单，涉及浙商银行、渤海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6家银行，以及2名相关责任人，合计处罚1.563亿元。其中，浙商银行因七项理财违规行为被罚5550万元，成为本次金额最大罚单，其也是浙商银行近三年以来因理财违规被罚，罚款金额超近三年处罚金额之和。
银保监会公布的处罚信息显示，浙商银行涉及的七项理财违规行为包括一、投资同业理财产品未尽职审查；二、为客户缴交土地出让金提供理财资金融资；三、投资非保本理财产品违规接受回购承诺；四、理财产品销售文本使用误导性语言；五、个人理财资金违规投资；六、理财产品相互交易，业务风险隔离不到位；七为非保本理财产品提供保本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浙商银行正处于A股IPO审核进程中。而此次银保监会的“大额罚单”及频繁高管层变动或将对在A股IPO排队银行中资质领先的浙商银行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2015年修订）》中第六十七条涉及对“重大行政处罚”判定，其中包括“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包括银监会作出的500万元以上罚款”。
浙商银行是中国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是一家于1993年在浙江省宁波市成立的中外合资银行。2004年6月30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重组、更名、迁址，改制为现在的浙商银行，并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2016年3月，浙商银行在H股正式挂牌上市。
与众多H股上市银行一样，近两年来浙商银行一直在谋求回归A股，2018年则是浙商银行回归A股的关键年。2017年11月，浙商银行在中国证监会网站披露招股说明书，宣布计划发行不超过44.9亿股A股股票并于上交所上市。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拟IPO公司并非完全丧失上市可能性，只要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且经过中介机构合理解释已经消除影响，则不会构成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如果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可以进行等待，直至报告期内不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