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音响股价（飞乐股份股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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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公司是上午几点开业并发行中国第一批股票的？

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中国第一股时证券交易所尚没有成立，该批股票很长时间无法交易，个人感觉属于公开向社会募资的原始股，初期只能私下协商转让，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没有交易规定时间、开盘、收盘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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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乐音响股票是上证吗

是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新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票沉浮录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精致华美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
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真庆幸，在两市1500余张股票中飞乐音响一直保留着最初的名字。透过这张股票的变迁，我们可以检视中国股市传奇般的历史。
【酝酿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除旧布新的气息和不破不立的激情。
43岁的秦其斌接任了当时上海电声总厂厂长职务。这是一家以生产喇叭为主的工厂，主要给电视机厂做配套，还可以做音响。
像所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一样，当时的电声总厂只需按计划完成任务，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但身处激荡起伏的变革时代，秦其斌与许多有胆有识的弄潮儿一样：意气风发、雄心勃勃，渴望在工作上有所建树，他开始琢磨带领电声总厂开拓新的经营思路。
机会一下就被他瞅准了。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慢慢提高，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上海街头开始出现了“音乐茶座”这样的新鲜事物，而且生意十分红火。市面上对音响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
于是，秦其斌果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音响生产，拓展市场。同时萌发了在原有工厂下建立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念头，主要帮助客户设计和安装扬声器。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小飞乐”。
问题随之产生，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外的经营活动最缺的就是资金。企业要发展，没有资金是行不通的，但秦其斌手上一分钱也没有。上级同意了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但明确表态：资金上要自己想办法。
1984年上半年，秦其斌在上海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偶然间听一些老工商业者聊天时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都用股票来集资。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秦其斌受到了启发。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通过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
【发行股票】
“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股票么？”
“是的，向社会发行。”
1984年11月，秦其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于是，报纸头版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
然而，对于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股票市场，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在那个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各种议论蜂拥而至：有人说搞股份制会培养出一批“食利阶层”，有人说这么做蕴含极大的政治风险……秦其斌可没想那么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下决心趟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所幸的是，当时的上海，理论界一直都在探讨如何利用股份制搞活企业，这为小飞乐率先尝鲜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发行人员背着钱箱、股票箱，当场收钱、开票。
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飞乐音响公开发售的股票便被哄抢一空。新中国第一股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诞生。
严格意义上讲，当时的飞乐股票更像是一种债券。实际上，那时候人们头脑中还没有真正意义的股票概念，大多数人将它等同于国库券。“当时根本没意识到股份关系到产权证明，如果认识到发行股票就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秦其斌回忆往事时感慨，自己并不是什么弄潮儿，而是被时代潮流推赶着往前走。
但飞乐音响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前30多年，股票不仅是人们言语之间的禁忌，也是思想和观念中的禁区。因为股份制向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代名词。
【历经混乱】
飞乐音响的股票成功发行，在随后短短的时间内，如雨后春笋一般，许多公司纷纷选择这种方法筹集资金，一时间发行股票成为一种风尚。
事实上，在当时的特定经济环境下，许多公司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瓶颈。企业改革开始萌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结构的拓展，急待大笔资金支持，但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特点，令大多数企业无法再向国家伸手要额外的钱。作为一种筹集资金的好办法，股份制的需求逐渐发展起来。
但飞乐音响和所有冲在时代前沿的股票随即遭遇了没有市场、没有监管、没有法规的窘境。在当时的中国，“有股无市”成为了这些股票需要面对的问题。
1987年，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对当时深发展第一任法人代表王健说：“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也不容易。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收不回了。”
事实正是这样。早期的中国股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混乱与无序。飞乐音响的股票发行后不久，上海等地一些持有者就开始了自发的股票转让。没有固定交易场所、缺乏市场化价格、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种种问题令最初的股票交易充斥着投机的成分。
同样是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着一张被称为“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1986年9月26日清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投资者蜂拥而至。在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这就是照片中所说的“最小证券交易所”。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股票二级市场雏形的出现。
也就是在这里，飞乐音响作为中国最早发行的股票，率先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创造了中国股市的又一项第一。从此，小飞乐总算有了可以自由交易和买卖的正规场所。
那位获赠飞乐音响股票的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特意从北京飞到上海为自己的股票过户。在那个小屋子里，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告诉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美国最早的股市出现在华尔街边一棵梧桐树下。
【进场交易】
到1990年，上海已有16个证券交易柜台和40多个证券交易代理点。深圳也有了10个股票交易柜台。
但由于制度设计存在不足，私下交易并未停止，反而一度猖獗。没有交易记录，没有成交确认和过户交割机制，也没有交易监控和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一片混乱，纠纷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那是1990年12月19日11点，老上海浦江饭店大厅，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尉文渊选定这里见证历史。
约定的开市时间到了，电子显示屏上开始显示交易数据。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尉文渊介绍，开业当天，交易所仅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其中，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正是中国证券史上最早进入交易所交易的股票，被人们俗称为“老八股”，而这其中就包括了飞乐音响在内。
小飞乐再一次成为中国股市的领头羊。作为著名的“老八股”之一，交易所刚刚成立，它就转入了场内买卖。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股票交易所的认识仅来自茅盾的小说《子夜》，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气氛总是那么忙乱，打手势配合着高声喊价。
此后，在近18年的股海沉浮中，交易所电子显示屏瞬息万变的行情表上，总能看到这只新中国第一股的身影。
今天，1500多家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挂牌交易，数千万投资者在交易所提供的网络平台上自由交易和买卖。十多年前，上海8只老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炒股也只关联到少数人，仅仅十多年后，到2007年，沪深两市的总市值就已经超过了32万亿，中国股民也一举突破1亿。
【缺席股改】
事实上，年幼的中国股市天生痼疾。
一般意义上，股份制最简单的道理是“同股同权，同股同价”，但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担心刚刚建立的市场无法承担全流通的压力，中国股市最初选择了“不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的发展思路。大股东的股票或者国有股、法人股都上市，却不流通。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这种由历史和思想局限决定的权宜之计，其弊端终于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股市本身的发展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由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产生的不同股不同权，进一步造成了恶性圈钱、市盈率过高、大股东没有积极性、股票
市场定位模糊，不能有效与国际接轨等一系列十分尖锐的问题。
事实上，全社会范围内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思想激辩与理论论证，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制度上的酝酿与铺垫，也在艰难的摸索中一步步展开。
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全面推出。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股改中，飞乐音响成了缺席者。据上证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介绍，最初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八股”中，有4只股票在当时就属于全流通，因此并不需要参与股改。飞乐音响正是其中之一。
对于最核心的对价问题(可以理解为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相应的代价，对价可以采用股票、现金等其它共同认可的形式)，证监会在改革方案中明确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每一个上市公司，同时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
这一方案的出台，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上迄今为止最为激烈和广泛的争论。直至今天，股改方案仍遭到很多争议。
【稳步发展】
在中国股市的发展史上，恐怕再没有第二家上市公司能像飞乐音响这样，完整见证着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进程。
1991年6月19日，飞乐音响发布了“飞乐音响1990年度经营状况说明书”，向社会公众披露公司信息。
两年后，证监会才发布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正式建立。
在此之前，企业大大小小的决议和财务状况等信息，公众无从了解。
但上市公司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企业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同时也通过各种股权和权益关系，不断催生着公众获取和掌握信息的意识。
翻开1990年的财务报告，当时飞乐音响的主营范围还像它的名字那样，主要是音响设备和电子乐器，全年利润总额66.3万元。今年刚刚披露的2007年年报显示，飞乐音响已名不副实，变身为集绿色照明、IC卡、电子部件和计算机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公司，产品远销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也高达5387.5万元。
飞跃式的长足发展无疑离不开资本的魅力。
1997年5月，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收购“飞乐音响”股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公司先后收购三家上海公司，进入集成电路行业。2001年，又先后收购了两家公司，分别进入电子产品加工行业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行业。
与此同时，公司注册资本也从初创时的5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而前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手中的一股飞乐音响，经过拆细，不断送转、配股、增发，已经变成了3183股(1元/股)。当初50元的市值，也已价值14196元，增值283倍！(根据10月22日股价计算)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股市早年岁月(1984-1992))
记者　马岚

7、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我还有好多，太长了，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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