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们的中年危机：自杀、酗酒 及接班烦恼

　　曾经的“富二代”开始感到幻灭。人到中途，不同的性情使他们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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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在高碑店的一家咖啡馆里，杨天桓见了我，他在那有一家公司。杨天桓微胖，戴着墨镜，差不多走哪都带本书，这次带的是韩松的《地铁》。他的父亲曾是50亿资产的拥有者。但提起过去，他却感到绝望。对他来说，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极少有快乐，充满一种虚无感。

　　7年前，杨天桓差点没死掉。那是一个秋夜，他在朋友家，一间位于南京山西路的21层住宅里同朋友喝酒谈天。一瓶威士忌下肚，酒精上涌。他站起身，走向窗前。这时他发现落地窗上有个把手的设计，是可以打开的。脑袋一片混沌的他拧动把手，准备跳下去。

　　幸而他朋友还算神智清醒，一跃而起，把他拦腰抱了回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想到死。人生的前二十余年，杨天桓都陷在绝望的情绪中，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找不到出口，“活着没什么意义。”

　　在外界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一出生便是令人艳羡的巨量财富的继承人。父亲杨休1994年创办了天地集团，是南京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因承建苏州“东方之门”而广为人知，2013年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位列第二。

　　但杨天桓却感觉精神上很憋闷，开始放纵自己。他和朋友一起自驾，租了辆日产SUV横穿美国，从密苏里向西跑到圣地亚哥，又折返往东开到纽约。一路上喝酒、磕药，花掉了十二万美元，“除了海洛因，什么都试过了。”

　　他到处找酒喝。经常出入南京紫峰一号会所，同FSC超跑俱乐部的一帮富家子混在一起。虽然他并没有跑车，但周围人都知道他的背景，对他客客气气。他却嫌那些人爱好低俗，言谈举止间从不掩饰轻蔑的态度。

　　在那个富二代的圈子里，他记得有个名叫吉星鹏的人，开着一辆兰博基尼。不久，吉星鹏因酒后60余刀杀妻，成为新闻人物，上了网站头条。那几年，“富二代”的新闻时常出现，“70码”、“海天盛筵”、“银枪小霸王”，吉星鹏不过是又添了一个。

　　“他自卑得很，又没文化，一副暴发户想混圈子的样子。” 杨天桓回忆说，俱乐部里传着他妻子的风言风语，但谁也没想到悲剧的发生。几天后，大家就把他忘了。他们继续该吃吃，该玩玩，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长久以来的不满和憋闷，让杨天桓在大理闯下大祸：一天下午，他骑摩托车环游洱海，突然发现前面有警察设卡查车。他自知没带驾照和行驶证，于是心一横，加大油门，冲了过去。

　　他本以为警察不会追，结果还没骑出五百米，就被从侧面追来的一辆警用面包车撞出三米远，摔了一个大跟头，满头是血。他气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仗着练过空手道，徒手跟车上下来的三个警察打了起来。三个警察根本摁不住他。四人打成一团，最后闻讯赶来几个武警才把他制服。

　　为此，杨天桓付出了代价。他在大理被拘留了一个多星期。拘留室里一共关着八人，打人的、吸毒的、喝醉酒猥亵妇女的，统统聚在一起，睡大通铺。他拿散烟做赌注，同狱友一块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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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感的来源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控制。杨天桓是家中独子。他一直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气氛更像一个等级森严的府邸。他家是位于苏州的一间大院，占地近两千平米，家里常住着一名管家，一名厨师，两名保安，三个服务员。

　　餐桌上摆着一个制造于中世纪欧洲的古董铃铛，需要服务或表达不满时，父亲便会将其按响，服务员和厨师急匆匆跑来，在桌前站成一列，接受训话。

　　那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年代，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0%。富裕阶层迅速壮大，数不清的财富神话上演，社会更是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分化重组，其中一些人抓住了机遇，短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新的生活方式随之出现了。

　　杨天桓是最早体验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一批人，但金钱却不意味着快乐。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冷酷的独裁者，在家中有着说一不二的地位，对一切大小事情都爱行使决定权，其中就包括他的人生。

　　这改变了他两次重要的选择。

　　2008年，杨天桓高中毕业，原本计划去美国念文学，却被父亲拒绝，理由是太年轻，怕学坏。他只得妥协，应父亲的要求，在南京大学读新闻。而大学毕业，他申请上布拉格电影学院，却再次被父亲禁止，这次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没有。杨天桓感到不解。一天夜里，他喝得大醉，回到家中，拦住父亲询问缘由。

　　“当个电影导演能有什么出息？”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父亲的原话。

　　这种控制到了无所不入的地步。2009年5月，杭州富二代胡斌驾驶一辆改装过的三菱EVO跑车，将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撞死。公共舆论令杨休大为震动。他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中，就作出了禁止杨天桓考驾照的决定。这让杨天桓感到十分荒唐——因为错过了最空闲的大学时光，他至今都没有驾照。

　　外界眼中光环加身的父亲，在杨天桓眼中，是一个不通人情的独裁者。“现在有钱的企业家，不管他怎么跟你吹牛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事，办了多少实业，你都不要信。因为最后让他发家的一定是房地产，几乎没有例外。”谈起对父辈一代企业家们的看法时，他嘴角带笑，显得不屑一顾。

　　他觉得，父亲的性格缺陷相当明显：暴戾、思想保守、刚愎自用，且缺乏对他人应有的尊重。当父子二人的冲突达到顶峰时，杨休总会用断绝经济支持的手段威胁。“你拿了我的，就是欠我的，所以凡事都得听我的。”这是杨天桓一切痛苦的根源。

　　人为营造出的亏欠感，最终带来的是亲情的撕裂。从2013年开始，杨天桓就屏蔽了父亲所有的联系方式，二人再不说话，也不见面。2016年春节，他打算同未婚妻结婚，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家告知父母一声。杨休却不同意，理由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还想把女方身份证拿来做背景调查。

　　这触及了杨天桓的底线。两人大吵一架后，杨休摔了筷子，转身回房。杨天桓也愤然离家。

　　“我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这就够了。”回忆起这件事，他很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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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过去，张涴淋也感到既后悔，又惊惶。她20岁之前的记忆充满了混沌。“天天晚上泡在酒吧夜店，脑袋都喝迷糊了。”那时，她是酒吧夜店的常客，因为出手阔绰，身边很快笼络了一帮朋友。当时她一周大概有四个晚上在喝酒，每天晚上至少消费三千，再加上随性购物，最疯狂的一个月花掉了20万。

　　她的童年和杨天桓拥有不一样的烦恼。她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并没有过度控制，反而是过度溺爱：她小时候父亲花心，且有家暴倾向。父母在她三岁时便离了婚，她此后一直跟着母亲张珺生活。她觉得自己被保护的太好了。

　　靠着烟酒生意，她母亲那些年积累起巨大的商誉，随后借着房地产市场爆发和拆迁潮起家。时至今日，张家在湖南、北京、江西等地持有的全部固定资产，市值已经超过两亿。

　　她回忆起那些年最疯狂的时刻：母亲因为不信任银行，又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巨量现金，只好选择把它们全部换成楼房和商铺。张珺曾经只身提着一大包现金前往售楼处，把售楼小妹们吓得不轻，跑前跑后，连声喊姐。

　　或许是对无可挽回父爱的一种弥补，张珺一直对张涴淋宠爱有加，金钱方面从未设过限制。但也正是因为生意繁忙，张珺渐渐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和张涴淋一样，杜宇的成长中，金钱上也没吃过亏。他喜欢赛车，一直对车有强烈的痴迷。尽管他并不喜欢从事危险的运动，但唯有在赛道上，注意力不得不极度集中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自己活得清醒。

　　2011年，他读大学。母亲给他的升学礼物是一辆蓝色跑车。那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他开着跑车，在夜晚的沿江大道上一辆接一辆地超过旁边的车。

　　他大二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赴襄樊或上海跑卡丁车。卡丁车场按截数付费，一截8分钟，250元钱。他一般上午跑四截，下午跑四截。最多一次连续跑了十截，下车后只感觉心跳飞快，两眼发直，整个人几乎要瘫倒。

　　但童年时，他也曾有过一段贫穷的日子。那几年，杜宇父母二人双双从国企辞职，举债做起了建材生意，吃睡都在工地上，只得将年幼的杜宇寄养在小姨家里，同外婆一起住。冬日的一天，小姨感到不满，向姐姐抱怨。母亲一把将杜宇抱走，夺门而去，跑到资江桥头痛哭。

　　这些事情，杜宇会听到母亲谈起，富裕是后来的事情：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腾飞，建材需求量上升，杜宇家的境况开始飞速好转，生意范围逐渐扩大到餐饮、酒店等领域。

　　但伴随着巨大的财富，杜宇的父母却深感自己没文化，对飞速涌进的财富觉得不安。由于杜宇童年的境遇，他的父母对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感，任何物质方面的需求都尽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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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起当年试图自杀，杨天桓尽量做到平淡而冷静地面对。他已经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试着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对于没能如愿就读布拉格电影学院的事情，仍耿耿于怀：“当时我真应该再坚持一下的，借钱都应该去，不至于后悔。”

　　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思考未来。2014年8月，随着众创空间概念的兴起，杨天桓同朋友一起合伙成立了南京支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易创空间”项目。关于项目的未来走向，他同合伙人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办公场所应该注重功能性，具有设计感，主打炫酷；合伙人认为应该朴实简单，稳扎稳打。商榷无果，他只能让步。

　　尽管项目仍在盈利，但他并不满意，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他的生活忙碌，却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

　　和父辈们比较，年轻的富二代们进入商场后，很难具备成熟的头脑。和杨天桓一样，杜宇目前正在贵州打理生意。这段时间，因为一些纠纷，他的项目暂时搁置了。除了四处跑动关系，打听情况，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

　　他的生意不能说是成功。他自我评价：“总是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做事不够果决”。商场如战场，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因此他会很小心地将这一点隐藏起来。

　　从读书时开始，虽然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做过出格的事，但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持专注。因为“没有意义，感觉都是可做可不做。”

　　张涴淋也想要做生意，她试图成为母亲一样的成功的商人。2007年，她离开校门，关于未来的问题突然横亘在眼前。因为自己爱喝酒，同年底，她在长沙开了一家红酒庄，投资了三百万。结果不到半年酒庄就垮了，所有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这对张涴淋的打击很大。五年后，她决定振作起来，再度经商，开了一家烘培咖啡馆。结果惨惨淡淡经营了不到一年，店面再度倒闭，这一次亏损了将近一百万。

　　和杜宇一样，张涴淋也的确没有经商的天赋，这些年来所参与的项目无一例成功。2014年，她又分别参股投资了一家炭烧海鲜饭店和一家幼儿园。前者的命运同红酒庄和咖啡馆并无二致；后者勉强存活了两年，因证件不齐全，于2016年关停。

　　在红酒生意失败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但“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合做的”。那段时间，她又重新过回了肆意放纵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去酒吧买醉，过得混混沌沌，关于未来的规划再度陷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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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希望摆脱金钱附加的庸俗。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天桓同两个朋友约在清华五道口旁一家火锅店吃饭。在这里，我见到了徐德尘。他是鹤林舍的创办人，那是个会员制的小圈子，目前成员四十人，主要由富家子弟，或者事业上有独特建树的人构成，旨在为“厌倦了粗俗娱乐的人找些高雅的玩法”。杨天桓是其中一员。

　　杨天桓觉得他和徐德尘志趣相投。他在徐德尘身上，看到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相比之下，徐德尘的父母较为开明。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父亲主管着一家大型国有基金。但对于父亲具体职务，徐德尘不愿多提。

　　“很多东西，其实也没法换算成钱的。”杨天桓对我说。他把两人的不同境遇和教育差距，归结为语言。“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他爸妈懂英文，接受新思想肯定容易得多了。”

　　徐德尘也并非完全没有烦恼。他喜欢关于人生的宏大哲学，并一度为得不到答案而焦虑，但后来也释然了，接受了“人生原本就没有意义”这个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教条。在他看来，既然没有意义，那么人活着，只要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最大的敌人就只剩下无聊。

　　2015年12月，徐德尘从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退学，回了国。在外人看来，本科读不到两年就放弃，有些大逆不道。但对于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他来说，他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他有着许许多多的头衔：小问传媒的战略顾问，鹤林舍的楼主，《嘻哈改制考》的主播兼策划。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给他带来什么金钱上的回报。不过他表示不在乎。

　　这倒也符合他的“哲学”：生命短暂，与其为了身外物奔波忙碌，不如多找些有趣的事来做。

　　对他来说，人类要对抗的终极敌人就是无聊。当他的鹤林舍聚集了一群富家子弟，他开始设计一些玩法，除了骑马、射箭、酒吧、包场看电影等，还有一些神秘的项目。

　　他向我介绍了去年12月开展的一场名为的“视觉剥夺”活动：七八个社员接到短信，于一天晚上七点钟被叫到南锣鼓巷。社员们除了时间地点之外，事先对这次活动的目的均不知情，也不认识其他参与者，只被告知要准备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南锣鼓巷很长，每个人都被叫到了不同的店铺门口，等待徐德尘助理的下一步指示。

　　助理出现后，在每个人怀里甩一个信封，一言不发便离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二维码，扫码可知自己应该在什么时间到哪个胡同哪个门。每个人在错开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后，会被蒙上眼罩带入房间。房间被事先处理过，一团漆黑，密不透光。众人摘下眼罩后，先是恐慌，然后逐渐平静下来，根据徐德尘的指令开始读诗，相互倾诉。

　　“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很敞开心扉地交流，这种机会一生中都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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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拥巨额财富的80、90后富二代们，如今已纷纷步入人生中场。年少时的放纵张狂已成为过去，如何排解人生的虚无感，找到自身立足的重心，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杜宇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父亲的死亡。2016年4月10日，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事发时身边无人，他自己挣扎着打了120，等到急救车赶来时，为时已晚。

　　接到死讯时，他“整个人都崩掉了”。当时，杜宇正在英国参加The Fast Sho赛车节。他刚刚前往英国不到五个月，正在埃克塞特大学读语言。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没有再回英国继续读书，委托那边的朋友卖了车，退了房。虽然母亲和女友都强烈要求他把硕士文凭拿到手，但他拒绝了。“家里就妈妈在打理生意，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我实在做不到那么大心把他们丢在国内，自己在外面浪。”

　　他接手了父亲生前在贵州运营的项目，一个月有将近25天待在凯里。偶尔他也会回一趟长沙，看望母亲和正在读博士的女友。

　　他开始体会到生意场上的残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却又不得不去努力应对，各个方面都要打点好，否则环境的风云突变，就会让他前期的投入血本无归。他的项目因为土地纠纷暂时搁置，现在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一边想办法消磨时间，一边等待政府的决议。一有新消息便要四处跑动打听情况。

　　湖南的生意由母亲主管，但母亲已经不再拿他当孩子了。“但凡有什么大的决策，她一定会先同我商量。”

　　2017年春节，杜宇在长沙理工大学附近一家烧烤摊上与高中几个挚友喝酒聊天。烟雾缭绕中，酒过三巡，他红了眼，语气哽咽地说：“我突然发现，我们家就剩我一个男人了。”

　　杜宇对未来的答案简单直白：把生意做得更大一点，赚更多的钱。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物质的渴求，尽管在普通人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但他还想拥有更多。“超跑想换就换，一套房子住烦了就再买一套。”

　　实际拥有的永远赶不上想要的，这种矛盾让杜宇时常感到心里焦躁。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各种事情像放电影一般在脑袋里闪过，让他几小时几小时睡不着。“老做传统产业也不行，需求量只有这么大。不像互联网，要是做好了，需求不封顶。现在真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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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自己并无经商头脑之后，张涴淋离家来到北京，在母亲朋友的公司谋得了一份影视策划的工作。这份工作月薪两千，工作地点在海淀，她一个月房租就要花掉一万二。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没给她带来想要的回报，于是她只做了3个月便辞职了。

　　她长相出挑，想成为一名演员。如今，她经常在北京和长沙两地往返，有机会就抓住。在长沙，她主演了一部名叫《童心初演》的系列片。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她无所谓，反而经常自掏腰包给整个剧组买咖啡。“年轻时荒废的时间太多，现在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就很感激了。”

　　回想起过去，张涴淋觉得自己应该早点离家来北京，因为，“有些事，早经历比晚经历好。”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听说这里有最厉害的骗子，却未曾亲身体验过，但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她立刻被人盯上，成了猎物。

　　提起那段经历，她依然心有戚戚，“实在太厉害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被做过局，真是被卖了都要帮着数钱。”

　　她已经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因为“长大了，觉得很丢脸”。但母亲心疼女儿，总会各种找理由给她打钱。这些理由千奇百怪。有一次，张珺让她帮忙交家里的电费，明明只要几百块，却打过来一万。

　　张涴淋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吃饭、装修房子，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靠自己。谈到未来，她仍然显得有些迷茫，但方向已经坚定：“如果可能，希望明年能够接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

　　纯粹的商业项目也无法使杨天桓满足。他想要拍电影的愿望始终未曾熄灭。2015年8月，他成立了一家名为突触映画的影视公司，拿到了六禾创投和创业邦的两轮融资，开始拍摄网络剧。去年9月，《中国散伙人》杀青，这部创业题材的网剧融合了他个人的经历，尽管对成片他并不算满意，但仍然寄予厚望。今年他又指导了一部短片《感恩的心》。

　　为了给自己接下来想要拍摄的剧本筹资，他在空闲时间里给几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做财务顾问。工作内容是提建议，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忙拉融资，报酬是融资额的3%。这份工作在他看来极度无聊，有时还免不了要利用父亲的名声。但为了钱，他又不得不做。

　　今年八月底，他不想再继续读研，觉得浪费时间，于是从南京大学退了学。为此，他又和家里爆发了一场争吵。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生气，无非就是觉得儿子退学影响到了自己的面子。而他早已决定不再为这种可笑原因妥协了。这一次，父子间彻底断绝了来往。

　　“如果你爸让你回去接班，你怎么办？”我问。

　　“关我屁事。他不是喜欢捐么？让他全捐了好了，我不care。”

　　有时候，杨天桓很羡慕像杜宇这样仅凭物质上的满足便能够开心的人。从小，他对物质层面的享受就不热衷。然而做影视不同于实业，千万投资砸下去冒不出一个泡，是行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义无反顾，“尽人事，听天命，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如今，他整天整天地开会，和公司里的几个策划讨论剧本的走向。公司原本有12名员工，为了精简成本，被裁撤到只剩四人。作为老板，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一天，他从海淀同朋友聚会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叫了一辆专车，把自己接回位于国贸的家中。浓重的雾气笼罩了昏黄的路灯光，喇叭声透过厚重的车窗钻进来，化作几声低吟。一切都带上了一种强烈的虚幻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