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常态：避险创新两手抓

    2014年，对于中国金融领域来说，是各项改革措施频出的一年。继2013年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后，2014年又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存款保险制度随之浮出水面。在汇率改革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浮动幅度，央行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变角色，基本退出常态化市场干预。两次“定向降准”，则使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部门。

    2015年里，“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说。

    短板凸显

    “纵观中国的金融改革，虽然出现过短期起伏，大的金融动荡还没有发生,在此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是渐进模式。”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弊端也不容忽视。”宗良坦言，尤其在金融领域，以间接融资和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短板显而易见。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以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产品等为主的影子银行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传统银行信贷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下降明显——已由2008年的73%降至2013年的55%。而且，民间借贷、网络贷等发展迅速，由此产生的结果不言而喻——超高的利率越来越显性化。，“过多的货币、信贷投放与实体经济结合不力，所带来的经济泡沫不可避免。”宗良表示。

    与此，“在经济下行期较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短期内也会带来一定压力。”宗良强调，在经济非高速增长期，银行的优质客户会相对减少，相应地，银行的不良资产会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开贷款利率，银行势必会围绕优质客户展开竞争，由此造成的利率下降，会削弱一部分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市场不活跃的背景下，银行会对一般客户贷款提高风险溢价，又会造成贷款企业成本上升，最终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不可否认，很多经济体利率市场化后都会引起利率上升，所产生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非常大。而对中国来说，“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较为严重，导致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波动，由此引发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宗良表示。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存款利率改革。

      从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到存款保险制度落地，都表明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过快也会削弱银行应对危机的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尤其是直接放开存款利率，会导致银行利差空间的收窄，银行传统盈利空间缩小是大势所趋，这可能使得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坏账，，对金融体系内的系统性风险要充分重视。

   改革还需夯实基础

   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虽有种种风险，但中国银行业各项风险监管指标稳步向好。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6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29%，保持在较低水平；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保持在230.5%的较高水平。截至2014年11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2.93%，同比增加了0.75个百分点。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曾表示，“在不断增强银行体系抵御风险能力的，国家将继续鼓励金融市场创新，完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监管框架和机制，完善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体系。”

   ，“利率市场化离不开坚实的微观基础，放宽银行业准入，培育良性竞争性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能力必须齐发力，金融改革才能稳步推进。”郭田勇强调。

   现阶段，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达到70%，其余的20多家股份制银行份额也只有23%，中小银行份额则为5%~6%。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或许不难解释——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业结构与企业结构不匹配。

   远水难解近渴。虽然2014年银监会批复首批5家民营银行筹建，但数量有限，且民营银行的申请和选择似乎更多体现了监管者的特殊政策，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在审慎的基础上放开中小民营银行准入，是建立竞争性金融市场的重中之重。”郭田勇指出，只有引入更多的银行参与竞争，才能有效鼓励风险规避机制创新，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而只有真正的竞争，才能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伴随利率市场化的利率波动，商业银行在开始时很难适应，“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宗良表示，尤其是未来存款利率放开会带动整体利率上升，发展金融工具将有效强化银行对利率风险的规避能力。

   辅助政策必不可少

   ，任何改革都离不开配套政策的实施。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预算也很有必要。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主要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比较重，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性比较强，个别地方存在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的现象。”潘功胜指出。

   的确，如果地方政府对预算不严格把控，那么，金融改革后借贷方仍对市场信号不敏感，而银行也会继续偏好于贷款给国企和政府项目，那就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对此，郭田勇指出，应建立一套基于法治的违约机制，重塑市场纪律，明确政府对国有银行坏账的有限责任，进而解决预算的相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放开民营银行市场准入以强化竞争，也是治本之策。

   “地方政府融资除了银行信贷以外，还有其他融资渠道。”宗良指出，一方面，要加强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风险管控，也要加大对其他非信贷渠道融资的管理和监管——从社会融资总量和整个社会债务水平的角度，加强管理、规范和监管。

   金融改革说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反过来，实体部门的改革也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巩固金融体系，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那些产能不足或效率不高的行业，如一些制造业部门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部门，应通过打破垄断来拉动增长、增加税收，或有效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这样既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也有助于偿还债务，降低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