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三期叠加关键时刻 新实体经济重启增长
寻找增长动能，破解“实虚之争”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刻，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减弱，寻找新增长动能迫在眉睫。毫无疑问，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实体经济的优劣、轻重之争如何选择？金融等虚拟经济有何不好？各种争论此起彼伏，值得深入研究。
虚实经济之争，一方面表达的是对金融等部门过度膨胀的担忧，出现金融空转、高杠杆、盈利增长过高、导致其他经济部门“虚火旺盛”、社会资产泡沫严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制造业、重工业等传统的基础产业部门，能否继续承担增长“火车头”的担忧。不少传统的实体经济部门表现平平，部分工业经济大省的工业增加值、就业情况不乐观，增速不断放缓，表明传统制造业正处在向新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犹豫期”。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实体投资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了整体性的下降趋势，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在1999年至2007年期间平均达到37.55%，2008年至今则回落至12.7%，而2015年至今更是下降至3.1%。
原有实体经济部门的问题还不止于增长下滑，结构性、机制性问题更为突出。首先，相当数量的实体经济质量较差。其实，不少行业现在已经处于“产能过剩”阶段，但产品的质量仍然摆脱不了“低、次、劣”；第二，相当多的实体经济行业或企业技术落后。尽管企业在自主投资和长期研发投入方面逐年增多，但科技成果却迟迟不能落地；第三，传统工业和实体企业的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第四，实体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深化，政府职能越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管理服务能力还不够。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还不到位，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信号失真，导致了产业分化严重，增长缓慢。
国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直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重要位置。中央在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明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任务，即“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的振兴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笔者看来，应该对“实体经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基于时代特征，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结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实体经济”。
新实体经济的内涵和特征
什么是“新实体经济”？简言之就是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科技含量高、容纳现代人才就业、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新实体经济”不是对实体经济从结构层面的分类，而是指传统实体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升级、转型和发展，两者并不对立，而是一种递进关系。
新实体经济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新实体经济跟虚拟经济不存在对立关系，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支持“互联网+”，就是因为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新经济需要研究新的经济规律。当前，打算继续沿用传统经济理念来管理新经济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互联网可为我国制造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进提供平台和支撑，并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引领制造方式的变革。
第二，新实体是经济主体之本原意义的回归。这意味着推进企业部门的“三去一降一补”，全面推动“创新大平台”建设，吸引人才，打造“创新生态链”。例如，浙江省结合产业和行业优势，建设“生态小镇”，通过挖掘小镇自身特质，用“特色”聚集产业，用配套服务涵养产业，使特色小镇成为高端要素集聚的平台、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动机，如嘉善县“归谷智造小镇”，仅一年多时间，便集聚世界各地7000多名科技人才。
第三，新实体经济是面向未来跟先进科学技术结合的经济业态。科技创新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带来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有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的高端化、生态化发展。以科技部开展的两化融合贯标工作为例，贯标企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显著提升了研发创新、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运营成本平均下降8.8%、经营利润平均增加6.9%，综合效益显著增长。
谈到新实体经济，必须改变互联网是虚拟经济的认识。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改变是无法阻挡的趋势，新零售、新技术、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正在变为现实。阿里巴巴宣布成立五新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MadeInInter-”的新概念：全球买、全球卖、全球付、全球运和全球游，这是未来的重要趋势。互联网是工具，带来的信息经济、共享经济，为弥补数字鸿沟、实现经济普惠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有一句话同样讲得非常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不可以因为工具能直接带来许多真金白银，就直接去追逐它了，也不该去炫耀锄头而忘了种地！
发展新实体经济的四个要点
（一）突破“新技术”，是新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催生新实体经济，一定要在新技术、新产品的领域得到发展。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企业品牌竞争力不强，其软肋表现在核心技术微乎其微，制造业核心技术缺失。举例而言，装备制造业一般配套件的供应非常充足，但传动部件、控制元件、柴油发动机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主要还依赖进口，严重制约着高端技术产品的发展。
新实体的发展，要靠新科技去推动，要面向未来去前进。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实施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发展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药、5G通信等”。必须重视新的颠覆性的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下一轮新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如今，人工智能在不断介入消费、游戏、金融、制造等各个领域：智能冰箱、智能自行车、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等。同时人工智能也已经呈现改变工业领域的趋势，如跟工业4.0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一个是智能工厂，另一个是智能生产。制造业能否结合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化、现代化产业，充分提高效率，是催生新实体经济的重要领域。
（二）建立“新商业模式”，是新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逻辑
商业模式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即企业在其选择的业务活动环节与互补协同性资源提供者之间的交易结构。对于新实体经济而言，必须要有新商业模式，从而进行转型升级创新。
如何对新实体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界定，笔者认为：第一，必须从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个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客户愿不愿意买单？从用户价值来定义，就可以分析出业态横向扩性、纵向延伸性、平台衍生性，关联协同性。第二，必须思考关键的资源能力，如品牌、技术、渠道等，不同的商业阶段，需要不同的关键资源能力。第三，必须搭建企业业务系统，构建一个围绕定位来建立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分配各方在各个环节中的角色和组织方式，在这个系统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第四，必须思考企业的收益及分配方式。由于最终分配的来源是整个商业模式价值，要考虑以何种方式来获取收益，向谁收钱，如何定价等。同时企业必须思考纳税、社会责任、员工福利、股东回报等方面的收益安排和结果。
“新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是传统产业被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造过的新模式，包括融合互联网的零售、批发、生产、制造、物流、金融等服务环节，最终形成以新零售、新制造为代表的全新业态。
（三）走“天生全球化”新道路，是新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选择
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产业的分工和结构调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都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样在全球化条件下，人才跟随材料、信息、市场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流动，为新实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当下新实体企业的成长环境有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尤其年轻人的互动越来越便利和直接，这就使得很多项目需要很快从国际同行中学习不同的方式，打开国门，在全球背景下转型升级，低、中、高端都能找到相关的资源市场。这对传统的企业理论也是挑战：以往的企业都是先在本国站稳脚跟后，才开始向海外拓展，进军海外的初期都不敢太过冒进。如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创立于1886年的美国，直到1919年才走到加拿大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索尼（Sony）成立于1946年，11年后才向美国出口了首个产品TR-63半导体收音机。而如今，许多企业在创立之初就放眼全球：他们不一定从周边供应商处购买原料，也不一定把工厂设在总部附近，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制造地点。创业伊始，他们就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人才和投资者，并学习如何远距离管理企业运营，即“天生全球化”。
新实体经济发展走“天生全球化”道路的必要性在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宏观层面，当今的主体是全球化的主体，从资源依附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业初始就国际化，因为市场国际化需要克服拒绝变化的固有惯性，可以规避既往的路径依赖，从而从全球多个国家协调资源；第二是微观层面，对于微观企业个体来说，他们对外界信息高度警觉，或是移民或是家庭或个人有海外联系，具备国际化经验。“天生全球化”下的商业活动，所采用的形式，可能的掌控范围、企业家的思考，不是传统的投资思维，而是依靠多元结构控制许多重要的资产。
（四）培养“新一代”企业领袖，是新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
企业家是稀缺的社会资源。而所谓新一代企业领袖，是指那些能够促进他们所在业务单元成长并能够服务于集团公司需求的人。对于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一大批能够代表整个组织而非仅在其所属领域的领袖级企业家，在行业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极其重要。现代社会的客户或消费者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而非产品，所以需要不同业务单元一致合作以满足市场需求；集团公司需要在不同功能、地区和业务单元之间分享资源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领袖级的管理者需要掌握集团全局的状况，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环境。
一个令人欣喜的趋势是，一些新型企业想通过全球资源实现自身的升级，企业家的发展空间也在打开。新一代的“天生全球化”企业领袖必须具备前瞻眼光、领导力和激情，同时还得磨练下列四项能力：第一，阐明目标，提出非常清晰的全球化依据和方向；第二，建立联盟，如果与总部设在其他国家的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就能迅速进入全球市场。在与全球合作伙伴沟通时，必须跨越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第三，优化供应链，管理复杂的供应网络是一大挑战，全球供应链正是商机所在；第四，管理跨国组织，具备必要的协调、控制和沟通能力，才能管理好全球化机构、应对管理复杂组织的挑战。
应重视新实体的投资回报率
（一）重视投资回报率，促进民营部门在实体和科技领域的投资
新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投资密切挂钩。近期国内投资形势比较严峻：一是当前在社会投资中间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社会投资方向和意愿比较模糊，特别是民营部门的投资不积极；二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逐渐失去了动力，固定资本产出效率和企业回报率都在下滑，导致“金融空转”、资金“脱实入虚”的根本要原因，是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这背后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下降；三是投资效率非常低，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企业项目投资，还是资本回报，其回报率下降得都非常厉害。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按照经济学规律，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资本投资）开发利用的效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2007-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仅为1.3%，同期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高达7.7%，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中的最低和最高值。这意味着近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来驱动，而全要素增长率下滑则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既然投资是发展的直接动力，与新实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两个投资问题是：一是如何调动更多社会投资特别是民营部门投资，尤其是在实体和科技领域坚持不懈的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二是如何激励这些科技型的创新企业，给予创业者高度激励。如何才能引导资金不再空转而流向实体经济呢？资本流向归根到底取决于投资回报，而投资回报归根到底取决于技术进步。没有在科技和新实体领域持之以恒的投资，未来经济增长是不可预期的。
（二）加强产权保护，为新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加强产权保护，完善法制，是促进新实体经济投资的另一个关键。实体经济的物质产权，是指产权主体充分独立（排他）地对选择物质资产的使用所强制实施的权利。新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好的产权环境。今天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民营部门不在实体领域投资，除了没有好的方向、回报率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怎么样解决投资者的保护和退出问题？怎么样鼓励创新者和创业者，让他们得到最大的激励，让更多人投身于创新事业？
当下建立有效的新产权环境迫在眉睫。当今时代，信息传播成本几乎为零，创新技术极易被他人“复制”，创新产品极易被他人“山寨”。如果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将严重受挫。只有对侵犯产权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惩罚标准，才能激发创新热情、保护创新成果、增强创新动力。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来实现。2016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这一系列文件、政策的出台，反映了政府对建立新产权环境的重视，也为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面对社会领域需求倒逼扩大有效供给的新形势，深化社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着力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质量水平，对于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挖掘社会领域投资潜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金融改革，保障新实体经济长期稳健发展
金融和资本是新实体经济的伙伴，而非对手，更非敌人。发展新实体经济，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支持，这是被全球大量经济实践所证明的。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伴随着总量的迅速膨胀，内生性问题日益突出，两难命题凸显：实体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多层级资本市场仍是配角，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现实难以改变；同时银行信贷海量投放，进一步创造货币供给，埋下长期恶性通胀隐患，积累金融危机风险。在中央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的政策指引下，金融市场“去杠杆”开始加速，也使得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不同金融部门的市场风险有交叉放大的可能、市场各种波动率（volatility）明显加大，短期风险反而上升，对实体经济事实上产生影响；金融机构去杠杆虽然作用于重建秩序、减少套利，但最终传导至风险缓释较弱的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融资难与贵的问题重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其天职。当下“金融空转”与资金“脱实入虚”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象有三——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复杂。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1.17万亿，存量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同比多增较显著，比上年同期多增1.15万亿元，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日益稳固。
二是更多资金并未流向实体经济。有研究显示，2016年全部社会信用总量中，政府部门占比约20%，较2009年上升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占比从2009年的15%上升到2016年的19%，非金融企业占比则从2009年的71%下降到2016年的61%。此分布变化清晰表明，虽然企业仍然是“钱”流向的大头，但危机后“钱”更多地流到了政府和居民部门。
三是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存在。监管部门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包括城乡中小银行为小微和涉农企业服务，推出了“三个不低于”和整治银行收费等政策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很多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急需资金时只好到民间借贷，有统计显示，2016年中小微企业发生民间借贷平均年化利率高达18%。
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调控和管理金融风险，才能保障新实体经济长期稳健的得到发展。为此建议重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大力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开放竞争。推动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不动摇，积极推动国企改革，允许民企等不同形式的主体进入金融市场，在更多领域施展才能，通过市场化竞争出现强者，是所有措施中最应优先考虑的步骤。
第二，改善金融市场的生态，强化风险管理。这意味着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必须逐步建立，相关的债权人法律保护有必要逐步完善，权益发行人层面的资本结构须得到清晰的界定，另外应允许对冲各类风险的金融工具的创立和使用。
第三，要促进直接融资，支持上市公司和优秀企业做大做强。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参与者众多、影响面广。要让资本市场更好更稳定地服务实体经济，首要任务就是要夯实基础，支持和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让市场成为决定性力量，促进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要重视科技创新，但不要迷失于技术概念炒作。
第四、促进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向责任投资方向发展。从传统的金融财务投资，进化到包括非财务指标在内的综合性社会责任投资，有利于实现长期投资价值。资产管理行业应积极主动践行责任投资原则，引导、倡导和推动企业与经济社会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责任投资，有助于促进创新型公司成长，各类投资机构才会关注科技项目，也有助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五，要持续优化我国的创新、创造、创业、创投环境。众所周知，没有创业投资就没有高新产业，没有VC就没有硅谷。给予我国的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的出资人更好的环境，包括放松创业投资的限制，放宽投资人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投资的领域，尽量减少政府和公共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这个领域看起来是收益最高但也是风险最大的领域，应该让买者自负，让投资者风险自担。创新和创造要依靠创业者，创投是创业者最好的伙伴。
新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未来。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不光是要改造提升传统部门，更要打造新的引擎，促进新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指引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借助政府对创新产业所提供的支持，重视科技、优化市场环境，充满活力、焕发新机的新实体经济的未来值得期待！（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