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老鼠仓”:既要“捕鼠”更要“拆窝”

　　监管层针对基金行业的“捕鼠”行动仍在继续。

　　近日，最大基金“老鼠仓”案有了新进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老鼠仓”案二审立案。此前，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检察院随后以量刑不当为由抗诉。

　　自去年马乐案东窗事发至今，被调查或传闻涉嫌“老鼠仓”的基金经理已多达数十位，形成“捕鼠”风暴。根据5月9日证监会的通报，自2013年以来，共受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线索38件，且已陆续启动调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捕鼠”行动有摆脱“阶段严打”的迹象。据了解，“老鼠仓”查处案件，线索来源多来自于举报与现场突击检查等，或是从其他案件顺延发现线索，这让稽查工作充满“偶发性”因素。去年以来的调查方式表明，监管层有意利用“大数据”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调查细节，马乐案线索源于上交所的日常监控，通过海量数据筛查比对发现案件线索。一旦交易所的监控系统发现某只股票有异常交易行为，监管层便会立刻锁定在此期间交易的可疑账户，筛选后调动各省的派出机构核查人员展开调查，这个过程涉及上市公司的内幕知情人。

　　据媒体报道，监管层抽调了一支稽查队伍进行检查，各个辖区根据基金公司的数量，按照一定比例，在一定时间内选择一些基金公司进行突击式现场检查。目前，上海证监局和深圳证监局的突击检查已经开始，现场检查的重心是严查“老鼠仓”和内幕交易。

　　不过，单靠技术手段革新显然无法根治基金行业的“老鼠仓”乱象。刑罚力度不够和“只罚个人、不罚公司”的惩治模式，是“老鼠仓”屡禁不止的症结。

　　在“马乐案”中，涉案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两年多累计成交金额10.5亿元，涉及76只股票，非法获利1800余万元，成为基金界史上最大“老鼠仓”，一审仅以缓刑判处，一度引发舆论哗然。

　　自2009年起，“老鼠仓”行为才被列入刑法。根据当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老鼠仓案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自“老鼠仓”入刑以来，共有5件案件共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应该看到，法律不够细化、健全，法律条文模糊，给了从业人员运作的空间。《刑法修正案(七)》在执行中的细节还需进一步细化。“马乐案”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对“老鼠仓”的定性和量刑，仍存在较大的伸缩空间和模糊地带。

　　，基金公司在“老鼠仓”案件中，往往能轻松逃脱责任。监管层处罚的基金业“老鼠仓”案件，几乎没有基金公司对“老鼠仓”事件承担实质责任，有没有基金公司向涉案基金经理追究责任。多数基金公司发现员工被调查，或者劝退开除，或者动用力量阻止调查。

　　近日，汇丰晋信基金经理钟小婧因“老鼠仓”行为被上海证监局取消从业资格，并罚款20万元。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债券型基金经理钟小婧因公司授权，获得了汇丰晋信管理的11只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投资品种信息的查询权，并在此基础上操作“老鼠仓”，且多数交易使用个人账户、手机下单。基金公司的内控监管漏洞一览无余，却未遭处罚。

　　相比国内，国外对“老鼠仓”基金公司的处罚要严厉得多。去年，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对冲基金巨头SAC资本发起了刑事和民事诉讼，指控其从事长达十年的内幕交易阴谋。之后，SAC资本承认犯有内幕交易罪，并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这成为美国对冲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刑事案件。

　　对于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基金公司无法推卸责任，法律的“板子”也需要打到公司身上。若放任基金公司在“老鼠仓”案件中逃避责任，其不可能有充足的动力加强对员工的内控和监管。单靠监管层投入有限的监管力量，形不成行业自律的力量，也无法扭转中国基金行业的扭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