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股东中金（中金投集团第一大股东）

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公司等多家机构。其中，中央汇金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之一，持有中国银行的部分股份。而中金公司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是国内一家知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其股东包括中国建设银行等知名金融机构和外资机构。聚文惠提到，中投公司、中央汇金和中金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股东关系上。具体来说，中投公司拥有中央汇金的全部股份，而中央汇金则持有中金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三家公司还有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定位和职能上。其中，中投公司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主要负责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中央汇金则代表国家对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中金公司则是一家国内知名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涉及企业重组、承销等多个领域。这三家公司在金融领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推动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关于中金亿投集团是否要倒闭的问题，无法确定。关于中金公司是否是上市公司以及中金创投大老板的实力如何，也无法提供准确信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建议查阅相关公司的官方网站或咨询专业金融人士。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继续提问。关于投资记录和中金公司的相关问题：

一、投资记录

1. 2003年12月，注资中国银行225亿美元。

2. 2003年12月，注资中国建设银行200亿美元。

3. 同期，注资建银投资公司25亿美元。

4. 2004年6月，注资交通银行30亿人民币。

5. 2005年4月，注资中国工商银行150亿美元。

6. 2005年6月，注资银河证券公司100亿元人民币。

7. 随后几个月内，陆续注资中国进出口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等，并提供了部分贷款。

关于争议：

汇金公司虽名为公司，但因其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用于国有企业，遭到部分学者专家的质疑。有人认为它在制度和机制上存在的亏损，应该经过更严格的程序审查。吴敬琏等人认为汇金公司应取得人大财经委的授权。

二、关于中金公司的问题

1. 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一股东？

通过中国管理其他银行，可以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大的股东。

2. 中金亿投集团要倒闭了吗？

中金亿投集团目前并没有出现倒闭的迹象。

3. 中金公司是上市公司吗？

中金公司不是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它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由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和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中金公司设有多个业务部门，包括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部等，并设有完整的后台支持部门和风险控制系统。

4. 关于中金创投大老板的实力问题

文化讨论长久以来纷争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未能明确区分不同的文化领域。诸如个人的宗教信仰、人生目标、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偏好，以及非侵犯他人的风俗习惯、政治观念等，这些都是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这些多元化的个人选择是不可能的，而对其过度干预则会侵犯公民的自由。这些文化领域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的背景下自然演变，其中一些非制度性的文化瑰宝，如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历久弥新。对于那些涉及制度的文化选择，其重要性关乎国计民生，自然会引起热烈的文化运动和辩论。

自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焦点集中在制度文化上。回顾明末以来的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文化的滞后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使得我们难以认真吸收人类的先进文化。

全球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性事实：一是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公民的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如民主政治、法治等）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尽管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通常只影响这些普世原则的实施方式和步骤，并不否定这些原则本身。二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公民自由的生长状况。中世纪各国的黑暗时期中，如果存在公民自由的生长点，那么它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

当我们谈论社会缺乏自我更新能力时，我们指的是这种生长点的弱小或缺失。特别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商人和强大的市场经济。这需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缺陷恰恰在于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和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实行家族财产所有制，在《唐律》中明确规定子孙不能与父母分家别籍异财，否则将面临法律制裁。更严重的是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经常任意干预经济活动。这种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严重影响了国民的经济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经常受到禁止和限制，其救治难度和代价巨大。

商业活动的本质在于追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交流居住的自由。尽管中国商业历史发展不断，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到压制。有三重枷锁束缚着他们的手脚：一是思想上的束缚，将求利视为小人的标记；二是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三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这些枷锁压制着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和愿望。历史上许多皇帝都颁布过禁止海上贸易的法令，甚至形成了独特的朝贡贸易制度，使得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资本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朝贡贸易制度的存在更是使民间贸易变得极不自由，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成长和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和改革，以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和文化繁荣。在古老的东方帝国，朝廷对于对外经贸活动的管控，可谓源远流长且严格。明太祖洪武年间，对于朝贡贸易的规范，反映了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审慎态度。货物交易受到严格监管，交易场所被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对外交往的封闭心态。

回溯至唐代，市舶贸易在官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市舶司的设立，不仅管理海外贸易，更直接参与商品的买卖，体现了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与直接控制。市舶司的运作方式，反映出当时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复杂性。到了大清帝国，这种管控思想并未改变，反而更为严格。从顺治到康熙年间，海上贸易的限制愈发严格，除了禁止与某些地区的贸易外，对出海人员的管控也十分严格。出海船只的数量、载货的种类、出海人员的身份等，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

这种严格控制的背后，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考量。经济方面，朝廷可能担心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失和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政治方面，严格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朝廷的权威和地位，防止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过度管控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正常的贸易活动被视作罪行，与外国人的正常交往也被限制，甚至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如造船、租房都被禁止。这种对贸易和交流的过度限制，导致了边患频仍，不少沿海居民因生计困难而堕落为海盗或成为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

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源远流长天朝文化的体现。天朝物产丰盈的观念深入人心，认为无需借助外国的货物来互通有无。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对外交流，也阻碍了国内经济的繁荣发展。明代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这种愚昧和专横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进步。

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繁荣，应该开放国门，实行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对外政策。允许正常的贸易和交流，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也有助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应该摒弃过去那种封闭和愚昧的观念，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的变革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强盛。这种改变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是文化上的必然。只有开放与包容，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与强大。孤立与衰落：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大潮的背离

自称为天朝上国的明清时代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辉煌地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屹立在世界之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和最辉煌的文明。到了明末和清初，这一古老国度却开始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

在17世纪之前的岁月里，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巨人之一。一些学者指出，尽管人口众多，中国的经济却已落后一大截。尤其是与英国相比，英国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制度的差异。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扼杀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对外交流的限制也导致了盲目自大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这种封闭和落后导致了劳动者权利的侵害和社会进步的停滞。

回顾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我们为之自豪。将郑和与哥伦布相提并论时，却发现两者背后的制度差异巨大。哥伦布代表了西方者对新大陆的和对财富的掠夺，背后有国王和的大力支持。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更多地是政治挂帅，宣扬国威，缺乏实质性的经济追求和商业目标。郑和的壮举未能持续，也无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为了维持这些巨大的航海壮举，明清两代付出了巨大的财政代价。这些投入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进步。相反，这些开支导致了财政的枯竭和国家的负担加重。为了减轻负担，航海资料被销毁，造船业受到限制，最终导致一度领先的造船技术落后。这不仅使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还使得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来保卫国家的海洋权益。

与此西方的海上强国如英国开始崛起。他们鼓励造船和，给予者慷慨的资助和权力。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英国逐渐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却陷入了封闭和落后的循环中。当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时，中国被迫签订屈辱的条约。

这一切的背后是制度的差异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不同。西方的和征服是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领土，背后有国王和的大力支持。而中国更多地是封闭和保守，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合作。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国和西方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命运。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简单地指责过去，而是为了吸取教训，开放思想，积极参与世界交流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大潮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和落后只会导致衰落和挨打。只有开放和进步才能带来繁荣和强大。他自这些殖民地获取的黄金、珠宝、香料以及其他商品中，每十份将抽取一份归己，且所有货物都享受免税待遇。对于前往那些殖民地的船只，他拥有投资其中八分之一股份的权利。这些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将世袭，传给他子孙后代。对于非意大利出身的西班牙国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歧视。

马克思曾言，有200%的利润，人们甘愿冒被斩首的风险。这并非出于高尚的目的，而是新世界的开拓就是如此。再看看西欧的另一段历史，在南宋灭亡前64年的1215年6月15日，英国公布了《自由大宪章》，其中规定除战时敌对国家的公民外，所有商人只要遵循公平交易的习惯，都可以免除各种苛捐杂税，自由出入英格兰进行商业活动。后来的英国国王及西欧各国君主积极推行重商主义，全球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所保护，但对出口则持开放态度。假如大明帝国在150多年后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那么倭寇生存的社会基础将不复存在。通过海洋的自由，大清帝国建立后，也许郑和的继任者仍能建立世界一流的海军和商业船队，中国人也将拥有与世界各国自由交往的广阔胸怀和自信，那么百年后的战争及其带来的苦难或许可以避免。

在这一领域，明清的统治者与彼得大帝及后来的沙皇相比，显然落后了许多。彼得大帝从小与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交往，深受他们的熏陶，深刻理解到“商业贸易是主宰人类命运的最高力量”。因此他积极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条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与此相反，中国皇帝却禁止海外贸易。他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寻找出海口，拓展领土，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思想的变革。遗憾的是，中国自身并未产生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其根源在于缺乏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尽管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欧都缺乏思想自由，但西欧通过其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特点，从而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思想文化。而中国则缺乏这种变革的土壤。

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吃亏在于固有文化的排他性。尽管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其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入这个框架之内，作为点缀。在这种观念的阻碍下，中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失去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会。例如利玛窦等传教士将西方的一系列成就引入中国的也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到西方。然而随后的三大风波却打断了这一进程。这些风波包括南京教案、熙朝历狱以及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等。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科学技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例如南京教案和熙朝历狱的争端实际上是以历法和天文学的问题来争论意识形态的优劣。幸运的是当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和天文学确实比中国传统的高明的事实被掩盖了。这种争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阻碍了真正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例如署理南京礼部尚书等人搬出传统经典来攻击传教士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科学事实的忽视和歪曲这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和影响使中国失去了从中受益的机会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和思想危机引发的结果应该深刻反思和总结其教训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错误应该树立开放包容的态度倡导学术自由和文化交流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自古以来，日月五星各自守护一方天穹，这是自尧舜时代以来，中国传承的纲维统纪之基石。当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精心编纂的《崇祯历书》尚未颁布之际，明朝已走向末路。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汤若望趁机进言，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并用西洋新法修订旧历。

顺治二年，汤若望接管钦天监，翌年，他将《崇祯历书》简化，呈上《西洋新法历书》，即《时宪历》，获得批准颁行。这场变革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诬陷与冲突。

丑剧的主角杨光先，接连对汤若望提出三大罪名。其一，新的历法书中注明“依西洋新法”，被指责为窃取正统权力，有损国体；其二，新历法仅推算二百年，被解读为诅咒大清短命亡国；其三，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选择的殡葬时辰被认为不吉，导致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之死。这些罪名与明末对传教士的诬陷一脉相承。

杨光先的指控充满了断章取义与愚昧的想象。他歪曲《圣经》记载，加上被钉在十字架的插图，竟然宣称汤若望是的遗孽。在当时的背景下，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对一无所知，只能任由杨光先等人信口开河。

为了证明传教士是骗子，杨光先还散播文章嘲笑地球是圆的。他以荒谬的想象嘲笑这一科学事实，甚至质疑地理常识。杨光先还摸准统治者的心理，挑起意识形态的游戏。他指责传教士的住所选择有谋反之意，定期集会祷告的人数众多，这无疑加深了统治者的不安，最终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

在这场纷争中，传教士有的被送回澳门，有的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直到后来与满族交战，因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将他们召回。杨光先在熙朝历狱中再次诬陷传教士，声称他们“借历法窥探朝廷秘密”。

历史的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在这场科学与愚昧、理性与偏见的较量中，科学终究战胜了愚昧。这场纷争也暴露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以及人们在面对变革时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