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迎“中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劳佳迪 实习生 张珏融 | 上海报道

　　2009年3月，国家战略层面确立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锤定音，至今过去5年；按照2020年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还剩下6年时间——上海构筑金融国际气象，近乎棋至中盘。

　　而近几年来自上海的声音却似乎越来越低调，关于建设进程的实质性突破罕见报端，所以4月3日从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工作会议上传出的重磅消息令外界大感兴奋。

　　一份囊括多达73项今年重点工作的分工表——2014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工作安排建议稿(下称“建议稿”)——被认为多有“干货”:推出黄金“国际板”和个股期权的详细时间表首度披露，战略新兴产业板、互联网金融集聚区概念胎动，多个金融风险控制机构与交易转让平台正在研究中。

　　不过，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都坦言，在中央各种金融政策通盘考量的大前提下，要想让上海这个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的金融中心真正登上国际高峰，依然道阻且长。

　　多张时间表出台

　　据记者了解，关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黄金国际交易平台(即常说的黄金国际板)一事，已被纳入今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工作安排，并且详细罗列出整个工作进度条:4月底出台相关规则和管理办法，6月初完成技术上线，平台最终会“争取在三季度末推出”。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似乎注定要“跑完”第六年。建议稿还披露，研究成立包括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银团贷款交易转让平台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交易平台，都是年内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原油期货、个股期权的上市节点也被卡在年底前。据悉，有关方面已经明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动的股指期权交易有望在5月底完成准备工作。原油期货上市的技术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正待配套政策法规的落实，年内即将挂牌。

　　“我们市场上的衍生品数量还很有限，只有利率类和股指类，交易规模又很小，而且主要是场外交易的远期和掉期产品。”上海本土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推出原油期货和个股期权算是试探性的补缺。

　　工作会议上的另一大亮点是，在“触网”节奏上慢半拍的上海也终于患上了互联网饥渴症，正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意见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落沪。“互联网金融本质还是金融，上海搞这样一个集聚区的优势是金融人才比较集中，在金融支付、投资、定价等监管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不过，孙立坚坦言，由于中央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给出了“从紧”的信号，所以上海要怎样走出体制的拘囿，赋予政府职能良性运转的定位，占据吸引这些机构落沪的先机，还是一个现实难点。

　　上述副总裁则认为，从某种角度看，原油期货和个股期权从概念浮现到市场热议，再经历舆论沉寂，再在千呼万唤下敲定上市，整个漫长过程正是折射出体制内运转的局限性，“要想建成真正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需要兼顾谨慎和大胆，在国际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衍生品交易标的还覆盖了股票、债券、商品、贷款、商业票据、定期存单等等多种资产，产品形态更是包含了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以及由各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产品’，上海还刚刚开始。”

　　“三大功能”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这样一份“干货”辈出的建议稿，的确让市场有些意外，因为在过去5年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虽然一直在推进过程中，却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2012年底，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发布的金融景气指数甚至显示，2012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只有12.2%，尚不及“十一五”时期平均14.7%的贡献率。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建设进程的缓慢与上海“戴着镣铐跳舞”有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涉及到很多金融改革的内容，不是上海地方层面能够解决的，金融涉及到的许多资金活动是跨地域的，上海很难特立独行地在金融改革方面有巨大推进和突破，中央有通盘的考虑。”

　　孙立坚亦对记者分析，整个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必须包括三大功能的发力，而上海有难言之隐。“一是跨境的支付清算平台，上海曾经推过跨境支付的结算功能，但发现有很多人是利用这个平台做假贸易，利用我国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和海外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来套利。”

　　“上海很快意识到要防止这种利用金融套利的行为，必须要让利率汇率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不是上海能够决定的，必须要靠整个国家银行能力的提升和监管能力的提升。”孙立坚如是说。

　　“第二大功能就是价值投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要让全球的储蓄愿意到上海进行投资。”孙立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建立尚不完全，若开放给国际投资者，会使一部分投资者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健全来投机，容易造成金融危机，“在制度建设完成以前，只能逐渐开放，想一步开放是不现实的。”

　　在孙立坚看来，第三个应该发力的功能则是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但由于前两个功能都还没有做好，市场投资欲望不足，所以盘子甚小，不能利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来影响国际的金融产品。“如果这三大功能没有竞争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上海自己很想把这三大功能打造完整，但中央得考虑国家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阶段性和产业结构的承受能力。”

　　奚君羊解释道，这些原因综合导致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表现为境外机构的参与程度偏低和国际化的交易品种相对较少。

　　“自贸区思维”

　　尽管存在种种客观的阻碍，去年8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还是让决策层看到了曙光。记者注意到，包括黄金国际板在内的众多研究设立的国际金融交易平台都已经定址自贸区。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综合政策高级研究员鲍伶俐认为，自贸区本身就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在高度关联性，比如自贸区贸易流通带来资本跨境流动就是促使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更重要的是，自贸区将提升经济开放度，提高金融自由度，可以为决策层所用。

　　“自贸区有些自己的特殊政策，对金融改革的宽容度比较大，以前有些在上海很难推进的金融命题现在可以借道自贸区。”奚君羊表示。

　　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王泠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上海打造自贸区这张立足全球的名片，也会有助于在这个金融窗口内产生密集的产业效应。

　　但由于自贸区目前对参与者还有一定的限制，只能是在自贸区内设立的企业，区外的机构则不能参与，今后区外怎样利用区内目前已经颁发的新政策建立联动机制，将是未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难点。

　　“比如可以建立有特定内容和数量、有限制规定的金融活动从区外进入区内的渠道，或者允许区外的个人投资者参与区内的投资活动。”奚君羊强调说，自贸区也可以出台一些政策让区内有数量控制和内容限制的活动在区外开展，“让区内区外既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也保持一定程度的互通。”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则从税收优惠角度对记者阐释自贸区的作为空间。“从税制改革的趋势来看，未来出台的税收政策将集中于鼓励行业结构调整的一些行业性政策，而不会是一些普惠性的税收政策，未来的情况是，会对部分特定行业出台一些专门的优惠政策，比如自贸区未来很可能为了吸引互联网金融这一类的新型行业企业落沪，针对在自贸区注册的金融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沪深两地金融暗战

　　畅想固然很美，现实却难免残酷。也有观点认为，上海重磅发力的背后，是来自另一个金融中心深圳的“刺激”。英国商业智囊机构Z/Yen集团发布的第1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深圳排名18，上海排名20，深圳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上海。

　　尽管指数的权威性有待商榷，至少证明了深圳已具有和上海比肩的实力，这对近年来实际作为稀松平常的上海而言，多了一个可能争执牛耳的劲敌，肯定算不上轻松的消息。

　　事实上，深圳股票市场当前形成了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以及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协调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架构，较上海股票市场更为完备。2013年度交易数据显示，深交所已经在股票年度成交总额这一关键指标上，实现了对上交所的反超。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而深圳金融的发展重要支撑是来源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香港、澳门的推动作用。

　　“深圳和上海分别是这两个区域的金融集聚地和金融中心，深圳和上海的比较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深圳和香港建立了深港都会合作，香港和澳门这两年国际国内的贸易安排制度对深圳的影响非常大。”郁鸿胜说

　　“深圳很多时候还是体现出了体制外的优越性，而中央担心上海如果硬着陆会带来全国性的系统风险，所以对上海更谨慎些。” 孙立坚直言，上海是一个主板市场，而深圳是一个创业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需要从主板市场开始，在主板市场新制度还没有成形的今天，深圳的确可以暂时利用创业板市场的优越性走到上海的前面。”